余秋雨老师也好久没发表高论了。前几天他到南京大学传道授业解惑时说，年轻人应该当一次干部，因为“为素昧平生的喜怒哀乐负责，是一种责任感的训练方式。”这是余老师少有的比较靠谱的箴言，比汪国真的诗更有力量，比赵丽华的诗更有诗意，与王朔的那堆冰碴儿遥相呼应，直戳向陈导、张导和冯导的软肋。

    知易行难。余老师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好多人曾经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大牌的一位学者，能在青歌赛的评委席上一坐几十夜，夜夜用知识改变命运，以文化对抗笙歌？现在，恍然大悟了，原来人家余老师超有责任感，在替素昧平生的一个个年轻人营造着喜怒哀乐。他把深奥庞杂的文化，拆解成一道道价值0．5分的命题。有这种能力的学者不少，但有这种余式责任感的学者不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朔嘴下力讽的商业大片，就很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侠肝义胆，不仅要替大把的资金寻找出路，还要奋力抬高中国电影院线的门槛，让中小成本的影片制作成为不入流的看客。

    其实王朔的那张嘴，还是留了点儿情面的，比如他说冯小刚只赚了吆喝。而时下的冯小刚，怕是连吆喝都没赚到预料之多。冯小刚对《夜宴》的自我评价，让人觉得他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本领确实很高。他说自己的本意，就是要让观众觉得那不是印象中的冯氏电影。这蹊跷的自谦，确实彰显了他与陈凯歌、张艺谋之情投意合，并及时地提示大家，这三位杰出人才正争先恐后地钻入同一个俗套。

    张艺谋同志的调子最近也放低了，他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玩大场面了，也不全就合着老外了。虽然《黄金甲》目前的口碑尚可，但所有人都预感到，轻浮的大制作、大产出式的商业大片之路，正在步入王朔所抨击的“古装武侠、全亚洲明星阵容”的死胡同。这不仅使大片的商业目的并不能如期达到，还恶化了电影观众的口味，使余秋雨那“为素昧平生的喜怒哀乐负责”的人生感悟，无意间成为对商业大片模式的绝妙反讽。

    “夜宴”开席、“黄金甲”在望之际，人们与王朔几乎同时惊讶地发现，曾经想像力不俗的冯导与张导，真的是英雄所见，大大的相同。中国电影的无尽想象，电影观众被吊得超高的胃口，被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幻化成了五代十国之某宫廷内的喜怒哀乐。戏剧的张力，也不约而同地具体化为满腹野心的阴谋型风流女王。冯导与张导在那虚拟的宫闱间搭建艺术，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迎接挑战，不如说是偷机取巧。与其说是为艺术负责，不如说是拿那些素昧平生的喜怒哀乐，做了一场兼顾商业与文化的游戏，用毫无标准可言的史上虚境，来回避观众扑面而来的艺术较真，从而让自己的演艺事业平安度过低潮期，陈仓暗度，柳暗花明。

    在“为素昧平生的喜怒哀乐负责”这种虚妄的文化责任感笼罩下，电影导演们，还有更多的文化人们，愈发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把属于全人类、至少是全国人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办。一家孔子基金会发布了孔子的标准像，这边叫好声刚起，那边半个天下的人都不干了。那些素昧平生的喜怒哀乐，真的是不好伺候。

    倘若2500年前就有无孔家不入的狗仔队，今天怕也就没有这场孔子模样之争了。每当有人蹦出来想把素昧平生的N多标准统一成一个，大家就不由得暗自警惕起来。标准，是商业开发的前奏。即便孔子基金会的同志们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大家看他们并没有行商之意，被那初起却骁勇的商业开发吓怕了的人们，仍不能轻易释怀。商业之于文化，往往就是把那些素昧平生、百花齐放的喜怒哀乐，都收集到一家的羽翼下，然后希冀着大家同船共渡，同喜同悲。这虽有替众解忧之美，却难免霸道强横之失。

    商业大片之潮，就够霸道，霸得中国电影于喧嚣中，正要失去百花齐放的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