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道德是个庞杂的库藏，精华与糟粕难分难解。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有对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认识不深不透，因而对优良文化传统发扬不够，对文化的民族特色保持不足的一面，同时我们也有反封建传统严重不足的一面。

    当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时，极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性、片面性，一个方面可能掩盖另一个方面，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理论和实践中，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同时，也要看到糟粕并不会自行消亡，腐朽的东西还要挣扎、反抗、伪装骗人、散播毒素，直至最后消亡。这里正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有若干值得认真总结的深刻教训。例如，传统的忠君，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就受到批判，但是在“文革”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忠又与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以致全民族只许一个头脑思考，腐朽传统的破坏作用也就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

    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与清除传统文化腐朽成分，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经过百家争鸣，在继承弘扬什么、批判清除什么等大的问题上我们一定会得出渐趋一致的认识。

    二

    中华传统美德包括哪些内容？这是一个有着不同认识的问题，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仁爱、诚信、廉耻、礼让、孝慈、勤俭、勇敢、刚直等，是可以纳入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然而，即使是被视为传统美德的规范或思想也还面临面向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思想体系搬到另一个思想体系。

    道德行为要求自觉和自愿，自觉即按理性认识来办事，自愿即出于意志自由的选择。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来源于理性认识，仁智统一，因而人可以通过教育和修养而成为有道德的人。从总体上说，儒家比较多地考察了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在自我修养上注重主观努力，认为要由意志力来支撑这种努力。儒家注重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美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对道德的自愿原则不够重视。在封建制度下，讲纲常名教，在上者可以主观武断，在下者只能惟命是从。正统派儒家在人性论上讲“复性”说，认为人生来具有的善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的道德修养就是恢复其本性，这种人性论强调人的共性而基本上不研究个性。

    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章太炎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这是行为可以区分善恶、功过的前提，这种对道德行为的自愿原则（出于自由意志）的强调，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许多思想家的共同观点。不过若强调过分，也可能引导到独断论的唯意志论和相对主义的非决定论上去。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应注意启发人们的人格自觉，认识并追求新社会的“人之所以为人者”，同时要注意克服传统道德的弊端，将自觉与自愿统一起来，并有益于人的个性发展。这是道德思想建设中一个有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传统伦理不是静止的。它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追求，同时又要在新时代人们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例如，孝的道德规范，曾在古代中国社会起过极大的作用，今天则要根据新的形势，给予新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合理成分，同时要剔除其封建性和不利于发展人性自由、平等的糟粕，还要面对社会现实，在孝道的具体规定、实现的形式上有所调整或创造。比如，传统社会知识更新比较缓慢，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具有经验、知识的优势，而进入当代，社会变迁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电脑、互联网、基因、克隆……对这些，老年人是陌生的，年轻人在自己努力跟随时代前进的同时，也有责任帮助老年人了解这些新事物，与时代一同前进，这应该也是孝道的具体内容……再如，“信”作为传统美德，在古代的朋友之间，更多的是一诺千金，进入当代社会，朋友间除了内在诚信外，共同做事，特别是从事经济活动，也不排斥契约等的作用。

    梁启超曾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新民说》）中国人过去重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太讲求。当代中国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新道德、新观念。例如，中国经过近年来经济建设的热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等问题凸显出来，有些地区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中国古代就有勤俭、“天人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乃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方文化互相激荡的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要求我们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中国道德伦理，也需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西方道德伦理，并深入进行比较，找到恰当的结合点，汇通中西。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在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理想，无疑是一件宏伟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必将为推进这一理想的实现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