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全国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有1036.38万人，其中在县乡（镇）村的农村教师占80.4％。遗憾的是，每个体现城乡平均数的关键统计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掩盖了这80.4％的教师群体一个相应方面的真实状况：“生师比均有降低”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农村教师普遍缺编，一些课程存在“有课本没老师”的现实；“教师学历层次进一步提升”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农村教师第一学历仍以中师为主，多为民办教师转正的现实；“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年轻的农村教师多往城里跑、留下“爷爷奶奶教小学”的现实。

    近两三年，农村教师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还是在教育行政部门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安排上，加强和充实农村师资力量已成高层共识。应该看到，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的几项关键数据大大低于城乡平均数的现实，不是正在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所能改变的，而必须再用机制创新（比如可持续的农村教师补充、素质提高、对口援助等）加以解决。

    作为一些治本性的举措，比如“三部一办”今年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如果有城乡分列的统计数据作铺垫，就会使民众明了这些举措的来由，从而提高社会对这些举措的认可度。就好比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目标确定为提高农民收入，它是以年年发布的居民、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逐年拉大的统计数据为大背景的。相比之下，教育行政部门年年发布的关于中小学教师的关键统计数据，却都“不分城乡”地体现着成效，既然（全国平均的）中小学“生师比均有降低”、“教师学历层次进一步提升”、“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有所改善”，为何紧接着还要提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几大举措，这种叙述方式上缺乏因果关系的断裂和逻辑的唐突，甚至使人产生无厘头之感，其根源来自数据统计中“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思维。

    笔者以为，只统计喜不统计忧也好，统计了忧却仅供领导参考也罢，都不会是对唱响主旋律的全面理解。要“既讲成绩，也讲不足”，这是一位资深外交家在归纳自己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体会时说的。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到上海访问，发出了“上海发展得真快，有些发达国家也到不了这个水平”的感叹。而当时的徐匡迪市长则回答：“你光看到我们好的一面，没看到我的困难，一是几十万人下岗，这是个大问题；二是交通拥挤，你来了有开道车，你看不见，市民上班是很拥挤的；三是环境严重污染。”施罗德后来对中国驻德大使说：“你们的上海市长很了不起，很冷静，这样的人我是很重视的，他讲真话。”（见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一书）

    其实，教育中的关键统计数据“不分城乡”的客观误导作用是有前车的。自中央政府宣布我国已基本“普九”后，公开披露的初中辍学率的全国平均数都没有超过3％这个警戒线。对此，笔者几年前曾进言教育行政部门，在大中城市的初中辍学率早已为零的情况下，这个平均数的背后会引发民众对农村初中辍学率已达到两位数的猜测，因此，发布城乡分列的年度初中辍学率统计数据更有价值，重要的是它可以指明政府控辍工作的方向（年辍学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百万的不合格劳动力产生）。时至今年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大量流失学生返校就读的出现，证实了全国初中辍学率3％这个掩盖了城乡差距的官方统计数据，对民众认识农村教育是怎样的一种误导。

    初中辍学率的统计数据问题不过是再现了一个“不真实的不会持久，真实迟早会大白”的真理。政府只有实事求是地讲成绩和不足，民众才会感觉到自己没有被忽悠。一切信息的价值在于真实，而发布城乡分列的统计教师的数据，就表明了政府一种接近相对真实的意愿和努力，它不仅使民众看到相关政策的推出是以某些接近相对真实的数据支撑的，还会帮助民众从年复一年统计数据的升降变化中评价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就是从“政府统计数据没有蒙我们”的民众感受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