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午，贵州山区。

    太阳很毒，裤子鞋子上沾满了泥，但祖曼的注意力全在下坡的小路上。雨后的山路很滑，祖曼很多时候要手脚并用地滑下坡，却不忘时常回头嘱咐后面的人：“小心，不行就坐着滑下来。”

    孙瑞的肌肉拉伤越发厉害了，慢慢落到了队伍后面，张继业二话不说，把他身上那个20多斤重的装备包往自己的大包上一摞，继续前进。跳过1米多宽的小河时，董峰伸手去拉51岁的查卫星，一不小心，两人全落了水。他们一边笑呵呵地坐在草地上换鞋，一边催其他队员前进：“没事，马上就赶上。”

    12点10分，队员们陆陆续续到达了休息集合的纳容村口。从早上6时45分出发到现在，队伍已经走了5个半小时，行程21公里。

    “走了几个月，今天的路可是‘五星级’了，太好走了。”祖曼把装备包往地上一撂，抖着被汗水润湿了的衣服，大喘一口气说：“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简单的休整后，队伍还要继续前行。今天的路线图，是从贵州紫云一直走到四大寨，行程30多公里。

    今年5月，这支20多人的队伍，随崔永元的《我的长征》节目组，从江西瑞金、福建宁化等地出发，徒步重走长征路。

    5个月来，“我的长征”队伍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已一路走了4000多公里。

    理想、期盼、非议、争吵……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走着他们的新长征。

    我的长征，每个人的梦想

    为什么要走长征路？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

    50岁的夏桂林从报上看到“我的长征”活动时，想都不想就报名了。夏桂林出生在“秋收起义”发生地江西修水，做过部队的宣传干事，现任职于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政治部。他热爱军事、历史，“好像已经（为长征）准备了好多年了，感觉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24岁的大学生陆昶全则想通过新长征，来了解“长征”。“一说起长征，想到的都是些名词，雪山草地、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等等。”陆昶全说，“我出生在广西百色，红色教育氛围浓，从小耳濡目染。现在，我想自己去看看。”

    而对于30岁的张巍峰来说，除了了解认识历史，他参加活动的原因，还包括喜欢户外运动、人生阅历太简单，活动可以深入革命老区，“了解中国，并做一些事情”。

    张巍峰的想法，其实是不少队员的代表。虽然几乎所有队员都提及，希望通过重走长征路来深入了解历史，但好玩刺激、挑战自己、难得的经历甚至交一群朋友，都是吸引很多年轻人参加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不知道长征，或者对长征没有亲近感，年轻人对历史的淡漠感完全正常。”崔永元说，“这符合目前的社会形态。”

    尽管原因各异，但每个人对重走长征路都表现出格外的投入。烟台小伙子孙君安，交了报名表，第二天就以“烟台徒步上北京”的实际行动，来表现自己的决心。在上海经商的42岁的山东汉子董峰，把生意一扔，背着包就出来了。“人生就是一个感受的过程。告别熟悉的安逸生活，让身体接受大自然的严格考验，只要你觉得值得，就走吧。”

    重走长征路，至少要十个月的时间。为此，离职辞职的年轻人也不少。28岁的西西放弃了拓展教练的工作，“钱可以再赚，工作可以再找，但重走长征路，或许一辈子只有一次。一生几十年，拿10个月来走长征路，非常值。”

    磕磕碰碰8000里路

    承载了光荣和理想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漫长的征程，从一开始就不顺利。

    井冈山集训，当时最年长队员、54岁的马阿姨就摔伤了骨头。此后，队员刘向东也受了伤。他们都不甘心落下，忍痛坚持，甚至坐板车前进，但最终都因伤不得不退出征程。

    其余的队员，小伤小病也不少。每天背着十几二十斤的装备，以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前行，超负荷的征程，令队伍里的户外高手们都伤病累累，更别说普通队员。

    “看，这些都是长征后出来的。”休整时，查卫星拉下领子让记者看，脖子上几条凸出的血管格外醒目。爬雪山时，因为颈椎有伤，供氧不足，她几度嘴唇发紫，两眼流泪，手上、脖子上的血管全都暴突出来。“这下好了，以后再爬雪山就不怕了。”这位将军夫人笑呵呵地说。

    查卫星长满水泡的脚板敷着膏药，登山鞋里还垫着卫生巾。“这是个好办法，大家都用。”她得意地告诉记者，“不仅走路轻松些，遇到暴雨天气，鞋全湿了，有这个就好多了。”

    祖曼或许是被新长征改造得最厉害的队员。这个23岁的女生从来没参加过户外运动，对长征也只是抽象的概念，报名参加“我的长征”只因为常去的旅游摄影论坛上有介绍，“觉得有意义，又好奇，想冒险”。

    “长征”初期，媒体这样描述这个想冒险的女生：进入过河南选美前十，每天上路把自己包得像个阿拉伯妇女，还打伞前进！

    五个月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祖曼，胡乱地挽着头发，戴着粗框眼镜，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与她博客上那些巧笑盈盈青春可人的照片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祖曼还是觉得苦。“哪段最苦？唉呀，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好辛苦呀。”她一边感慨一边自己先笑起来。脚底十几个水泡，恨不得要踮起脚走路了，却照样要跋山涉水；四渡赤水，山都看腻了，说翻过崖头就到了，但一翻就是一整天；从四川往云南走，地面温度40多摄氏度，衣服就没干过，风干了，一层白色的盐。头一个月，脚上的伤疼得她睡不着觉，翻不了身，就天天偷偷哭着想家。

    没有一个队员因为艰苦退出。“其实我们预想的比这更艰苦。”25岁的刘榛子笑眯眯地说。

    路已不是当年的险路了。很多老区都已经通了公路，队员们想像的最悲壮的爬雪山过草地，反让他们欢天喜地，因为景色太美了。

    新长征也不是当年的风餐露宿。“原以为是像课本里写得那样，夜宿在老乡家屋檐下”。但现在可以借宿在学校的教室里，饮食也由工作组安排好，走一个星期基本上还能休整一天，“这跟当年红军比，简直是天堂啊”。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祖曼一边喊着苦，一边面不改色地包贴伤口，继续前进。她知道，脚底长满水泡、走到指甲发紫、发烧拉肚子，这些对大家都已是家常便饭了。

    “如果妈妈在我身边，我一定又要撒娇了。可现在是在长征路上，没人听我撒娇，只能靠自己。有人说过：受不了那罪你就别来长征。我既然选择了，那就继续走吧。”

    队伍出现各种矛盾一点都不意外

    自然环境的艰苦，身体的伤痛，咬咬牙坚持一下就挺过去了。新长征队伍面临的另一个艰难，却来自人本身。

    北京IT工程师、浙江美发师、河南护士、上海商人、东北大学生……20多名队员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年龄层的跨度也大，最年长的查卫星51岁，最小的张浩然21岁。用崔永元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教育背景不同，生活方式相异，脾气性格、处世方式、价值观人生观都各不相同。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走到一起，没几天，各种碰撞摩擦就全出来了。

    一开始队伍有要求，不准拍照，不准唱歌，要保持统一队形前进。这个要求立刻遭到了不少队员的抵制。年轻人多是摄影爱好者，看到新奇优美的风景，就驻足咔嚓不停。“为什么只能用眼睛看，只能把长征记在脑子里？为什么就不可以用镜头来记录长征呢？”查雪琴如是说。但另一些队员就对这种所谓的“个性”行为深恶痛绝，“自由散漫，无组织性纪律性”。

    长时间的高强度跋涉，生理的极度疲惫也引起了脾气暴躁等心理变化。伤病队员身体不适，心里着急，说话时火气大，陪护的队员又一肚子委屈，冲突便多起来；伤病落队的队员多，行军速度慢，前方后方人都着急，要不要实行淘汰制，争议也不断。

    80后与上一辈人的价值观冲突也很激烈。出生农村的夏桂林受了一辈子红色教育。在贵州台江县经过一大片红军墓时，他的心头突然就涌起一股悲壮，在墓地前号啕大哭。这样的夏桂林，觉得一些80后孩子对人生、历史，对农村农民的看法根本“不可理解”。

    一次行路，有老乡招呼问队员去哪里做什么，几个年轻的队员没答话就走过去了，夏桂林立刻“很生气”。而在一些年轻队员的眼里，“夏老爷子”则是一个“红色教育环境下的倔老头”。

    各类矛盾在一次“鞠躬问题”中爆发。在关于面对红军墓要不要鞠躬的争论中，夏桂林对一些年轻人“认为是形式主义”的说法感到“非常愤怒”，董峰则站在了年轻人一边，双方发生火药味很重的激烈争吵。

    夏桂林后来说，有一个月的时间，觉得“特别痛苦，心累，争吵很激烈，想离开这支队伍，跟志愿者走算了”。

    其实夏桂林不是第一个想离开的人。“刚开始的一个月，老有人来找我，说要退出，不是怕吃苦，是烦某些人。”崔永元说，“这个队伍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路上，他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崔永元决定用自我管理方式，让队员自己来决定队伍的发展。他只用一段话来刺激大家。“如果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青年在路上走，肯定中国走的是最差的。即便是你们代表中国人，也是走得最差的！”这样的刺激多了，队员们会烦他，“那让你的韩国团队来吧！”但暗地里磨合慢慢地变得顺利。很多队员，不管做没做过行政管理工作，都在为队伍的磨合出力。“就像孙君安这样的孩子，平时嘴很笨的，也会在争论发生时出来帮队员沟通说，大家都少说两句吧。”

    大家都慢慢学会妥协，学会理解和宽容。夏桂林说，他也在改变，“大家的眼光角度不同，说服不了别人，就自己摆脱出来吧。”

    新长征的转变竟然与70年前的长征相似。一路磨合下来，到了遵义，分散的队伍又慢慢成形了。四渡赤水是很多队员认为比较艰难的一段行程，路线重复，心情烦闷，走水路的小分队，7个人过江，5个人落水。但前进的队员们心里更惦记的，是因伤落队的李长晏，“这样的路，他何时能和大家在一起？”

    四渡赤水的磨练之后，一路相扶着走来的队员之间，更有凝聚力了。

    新长征路上的探索

    “我的长征”还没亮相时，就已受到各种非议。“真人秀”、“游山玩水”，矛头直指普通队员。一路走下来，队员们已从最初的愤然变得平和。“毕竟是一个电视节目，但是以电视节目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没什么不好。”张巍峰平静地说。西西则发出邀请，“质疑我们行走的人，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走，亲身体验。”

    队员们更注重的，是在这段人生的长征路上，用心走，用心思考。

    当过兵的西西看过很多关于长征的书。这次，他想用“一个普通小兵的长征”来缅怀当年那些走在长征路上的普通小兵。“长征路上，牺牲最多的是无名小兵。但有关长征的文章中，对普通小兵的描述太少了。”西西看到很多红军墓是上世纪50年代建的，新建的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时候路过一些无字碑，不是老乡指出来，队员们都不知道那是一块红军无名战士的墓碑。“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太少了。”西西感慨说，“为我们的国家献身的人，应该得到现代人的尊敬。”

    曾经面目模糊的“长征”，就在这样的行走中变得清晰起来。

    陆昶全从福建宁化出发。老乡们告诉他，宁化有“老区乌克兰”之称，从宁化出去的红军子弟兵有三万多，但走完长征，最后只剩下58人。这对陆昶全的触动特别大。此后每到一地，他都特别用心地听当地人介绍红军遗迹。“突然觉得70年以前的人都变得生动了，亲切了，好像认识了一样。有时在行路中会突然发懵，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只记住了一点，自己是在走长征路。”

    什么是长征精神？这个问题，很多媒体都在问，队员们也在一路探寻。

    坚持、宽容、实事求是——这是队员们总结的长征精神。5个月，八千里路，从争吵到磨合到互相激励，团队的变化，个人的变化，对历史的亲近，对细节的探究，都让队员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真谛。

    祖曼说，走当年的长征路，其实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人生的一段长征路。“我的长征，是一种承诺，为了自己走，给自己一个承诺；完成自己的选择，给父母一个交待；给观众一个信念，中国有信念去完成一个伟大使命。”

    “雪山再高都能拿下，草地再难都能走过，但长征是一种积累的考验。”董峰说，“要坚持走十个月，必须用心走路，才能把长征走好。当用心成为民族素质的时候，民族就有希望了。”

    题图照片：本报记者 林蔚摄

    5月9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庆16位老年“驴友”开始重走长征路。胡杰摄

    2004 年10月8日，上海籍探险勇士王龙祥单骑国产摩托车重走长征路，征服雪山草原和冰川，再次挑战人类极限。杨磊摄

    9 月16日,来自全国公安机关代表全国180万公安民警的31名队员来到革命老区遵义街头。吴东俊摄

    8月1日，来自北京十余所高校的学生参观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向纪念碑敬献花圈，进行“湘江战役主题调研”并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团日活动。张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