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的10月16日夜，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开始跨过赣南于都河，在一个深秋到来的季节告别那片养育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热土。

    1个月后，红25军离开豫东南；次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

    当时，即使是这些红色大军的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他们此行将去往何方。

    两年后，当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在甘肃会宁紧紧拥抱时，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

    一段人类军事历史上举世无双的纪录由此诞生：平均日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发生；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还有随时从头顶上落下的炸弹、10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经年积雪的雪山和会吞噬生命的草地，以及难以忍受的饥饿和随时袭来的疾病……总数超过20万人的大军长征结束时，只剩下5万余人。

    从红土地到黄土地，从赣南、川北、豫东南、湘西到陕北，长征大军在中国版图上镌刻下了一条饱浸热血的红飘带。

    最先报道长征的外国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长征誉为“震动世界的行军”。在他眼中，与红军长征相比，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不过是一次假日远征。

    长征路上走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代伟人，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全部成员，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走出了人民解放军的9位元帅、8位大将和90％以上的开国上将、中将、少将。

    70年过去，决定长征命运的领导者们已经全部辞世，50多位参加过长征的开国上将，也只有萧克、洪学智二人健在。

    70年过去，昔日长征路早已不是旧模样，万水千山间，红军征战的痕迹渐渐湮灭，只有少量残留下来的历史遗址，记录了那段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随着当事人的逐渐逝去，随着一代代人之间代沟的扩大，历史越来越显神秘和遥远。有远见的人，担心历史的启示随之消失，因而不断地纪念它。

    好在，长征离我们还不太远。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新华社年轻的军事记者，分赴赣南、闽西、粤北、桂北、贵州、云南、四川、陕甘宁、湖南、河南等地，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寻访70年前与我们几乎同样年轻的红军将士们的红色故事。

    赣南闽西方向

    采访路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

    采访记者：徐壮志 梅世雄

    行进在赣南的乡间小路上，随处可见裸露在外的红土。时间久了，我们总是出现这样的幻觉——那刺眼的红，就是红军战士殷红的血。

    江西是中国红壤面积最多的省份之一。这片曾经是全国革命中心的红土地上，红旗招展而又热血。

    赣南的天说变就变。汽车绕上一座山时，还是阳光普照，刚刚驶入下一座山，暴雨就不期而至，有时，如注的大雨甚至会从我们后面“追”过来。环行于山高林密、风云变幻处，这真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两年前的同一个季节，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时，我们曾在这里寻访到了近40位健在老红军；两年后，他们只剩下8人。日渐单薄的名单让我们不得不揪心地直面这样一个现实：能够讲述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这段历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她的最后一页。

    87岁的老红军廖国兴，至今还能唱起当年的歌曲。“哎呀嘞——送郎当红军，妹妹在家里，家中事情我郎莫挂心，哎呀我的郎呀，我的郎。送郎当红军，一路要小心，保家卫国，我郎最光荣……”

    73年前，正是在这首《送郎当红军》的旋律中，14岁的廖国兴参加了红军。但他的很多战友却再也没能回来。

    在著名的“模范县”、“将军县”和“烈士县”兴国，烈士陵园里有着长长的望不到头的名单——23179名烈士，其中12038名牺牲在长征路上。每一公里的长征路，都有一名兴国儿女化作的生命路标；那些路标背后，又有着多少永远不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还有留守的人们。在那场战略大转移开始之时，留，几乎意味着死亡。

    福建西部的长汀，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牺牲地。长征出发前，“左”倾领导人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等人留了下来。在他们最初拟定的名单上，甚至没有毛泽东的名字。

    留下来的人组成了“死亡军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瞿秋白，于1935年2月被俘。在严辞拒绝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劝降后，他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英勇就义。

    信丰，项英、陈毅等率领留守部队开展三年游击战争的主战场。当年的转战中心——油山，树木茂密，古树参天。

    留守的游击队在这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年仅28岁的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在一次突围中壮烈牺牲，牺牲前夕曾写下“血染遍山红，士气豪雄，餐风饮露志若虹；倦卧茅丛石作枕，若醉西风”的豪迈诗句；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就义前，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幸好，陈毅在写完绝笔诗《梅岭三章》后，奇迹般突出了重围。

    从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的于都渡口到曾被红军将士鲜血染红的湘江两岸，我们的记录中，加入了无数有名的诗篇和无名的传奇。

    贵州方向

    采访路线：黎平——瓮安——习水——赤水——遵义

    采访记者：白瑞雪 朱鸿亮

    遵义凤凰山下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它的名字也叫做湘江。70多年前，长征红军在湖南、广西交界处的湘江畔遭遇重创后，又在另一条湘江边迎来了改变命运的历史转折。

    经历湘江之劫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险境。在争论和坚持中转战贵州的过程，也是这支困军腾挪转移、逐步走出危机的过程。遵义会议，做出了挽救红军的伟大决定，四渡赤水，写就用兵如神的谋略经典，还有长征中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以及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不多的失利之战——土城战斗，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贵州。

    对许多没有到过遵义的人来说，那张会址的老照片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缩影。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遵义会议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量已超过3500万人次。

    参观者形形色色，跨越各个年龄、各个地域、各种职业。来纪念馆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组团旅游的，有不远千里专程来了解历史的，甚至还有人以拜访遵义的方式企图求得个人命运的转折——人们说，这是转折之地、新生之地。

    凤凰山南麓，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的铜像前香火袅袅。71年前，这位广西籍战士因替老百姓疗伤耽误行军而被敌人杀害；71年后，红军卫生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演化成了“菩萨”，方圆几百里的百姓当中，流传着香灰可以治病、摸铜像可以消灾的说法。

    正为这个传说的迷信色彩困惑时，一位从黔北赶来烧香的老大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让我们释然，他说：“能为老百姓造福的人，就是百姓心中的菩萨。”

    我们发现，在贵州这个拥有特殊地貌和民俗风情的地方，史实往往是以一种更为亲切、柔和的民间方式进行传播的。这样的传播方式，让传说成为了后人走近历史的一部分。或许，与传说所寄托的真实情怀相比，传说本身的真实性已经不再重要。

    让我们倍生感怀的，还有一些被称为“红军失散人员”的老人。70多年前那场颠沛流离的行军中，或因战斗，或因病

    痛，一路上总有人与大部队失散。他们的红军身份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认定，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离散途中所经历的磨难，更甚于长征本身。

    遵义乡间，失散红军马少云。除了默默注视这位垂垂老者，我们无法进行任何交流。岁月夺去了他的听力，也夺去了他几乎全部的青春记忆。我们只能大概了解到，曾经有一位懵懂少年在娄山关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从此流落异乡，他不记得自己的部队番号，甚至不知道家乡在哪里……

    行走于贵州，常会有种时空交错的错觉：几十里山路，就可以从现代城市走入落后山村。我们想起了一位外国游客的话：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花了上百年完成的发展之路，因此，你可能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同时寻到不同时代的痕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十年前转战贵州的长征之师，只是走出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即便是今天，这个民族要走的路也还很长，很长。

    四川方向

    采访路线：会理——冕宁——石棉——宝兴——若尔盖

    采访记者：刘永华 吴杰 樊永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入川的道路被人们视为畏途。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为了避免与强敌正面作战，不得不迂回转战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崇山峻岭。雪山草地就在这里。这4个字，几乎成为了万里长征的代名词，也是很多健在老红军最深刻的记忆，更是几代中国人对长征最初的认知。

    从宝兴县城出发，我们开向中央红军当年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蓝天白云下，山间公路上车来车往，半坡上随处可见成群的牛羊。当我们登上海拔4140米的垭口时，天色突暗，大雨倾盆而至，整个山顶被雨雾包围，刚刚走过的路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在感觉胸闷的同时冻得发抖。

    在今天科技发达、装备充足的情况下，营养状况良好的现代人去攀登任何一座雪山，都堪称“探险”，而在70年以前，红军却能以简陋得难以想象的装备去征服一座又一座雪山。在川西北以及滇西北的莽莽雪峰中，横断山系十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之巅，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仅红一方面军就有400多名官兵永远地倒在了冰雪之中。

    红军在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是湘江战役，而行军中的减员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

    党史专家邓寿明告诉记者，红军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粮食，当年大部分牺牲的战士仅仅再得到半斤粮食就能活着走出去。包座乡三大队老村主任降措说，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走过草地上一个叫罗玛龙沟的地方，看到1公里长的沟里，三个一起、五个一堆地散落了许多人的头盖骨。据若尔盖党史部门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雪山草地行军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因为数次翻雪山过草地，以至于8万精兵折损近半。

    满眼的绿草地一望无际，牛羊和毡房如油画般点缀其中，柏油公路直通草原深处，高压电线和通讯电缆顺着公路拉进了草原。这美丽的草地让我们第一次流泪了，胸中太沉重，只想大哭，只因为我们所过之处，倒着花一般年华的兄弟……

    与悲壮同时上演的还有更多精彩。在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一座气势恢弘的索桥早已将天堑变成了通途，两岸几里路范围内没了渡船的影子。当年帮助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张朝满，是那段历史最后的见证人。就在我们采访他之后的半个月，老人安详而逝。

    距冕宁县北25公里的彝海，索玛花丛丛盛开。在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地方，小叶丹的后代一遍遍向来人讲述着当年的故事。也正是在这里，红军总司令朱德第一次在他签发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提出了“长征”两个字。

    还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斗的传奇已经很难还原，但巴蜀的高山大川无声展示的惊心动魄，今天依然让我们震撼。

    西北方向

    采访路线：陕北——甘肃

    采访记者：孙彦新

    生命铺就的长征路，从赣南一直铺到陕北。胜利时刻的到来，让寄托着中国未来希望的陕甘宁一时风云际会，却又充满变数。

    繁华的吴起县城让人大吃一惊。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不乏刚下线的最新车型，让人很难把吴起与长征再联系到一起。要知道，当年中央红军到达这个因战国名将吴起而得名的小镇时，镇上只有七户半人家（半户是个单身汉），男人还留着小辫子。

    87岁的蔺生方老人说，红军到时正是秋天，当地人从未见过那样的军队：天气已经很凉，但他们还穿着破烂的短衣短裤，赤着脚，每个人都面黄肌瘦，却不跟老百姓要吃的。彭德怀曾回忆说：“那时干部战士骨瘦如柴，身体虚弱到极点，疲惫到了极限，行军中常见到旁边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

    对于一支一路上与死亡为伴的队伍，身体的极限还算不上最大的困难。在哈达铺，刚刚经历过一场内部斗争的红军实力大损，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对于到达陕北后能不能站住脚，会不会像以往一样到了落脚地才发现还要继续征战，

    这在谁心中都没有底。

    会师几乎是在国民党军的炮声中完成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队从四面八方直扑陕北，但红军方面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行动却显得犹豫不决。1936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会宁开了会师庆祝大会，而此时红二方面军的指挥部还在六盘山下打得正紧。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得不决定红军向黄河以西发展，力争打通与当时被苏联所控制的新疆之间的“国际交通线”。渡河的队伍被国民党的炮火炸断，已经过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组成红军西路军，开赴河西走廊。

    我的采访完成于夏天，就连黄土高原也因为近年来卓有成效的退耕还林而到处郁郁葱葱。但当火车从兰州一路西行，一望无边的戈壁让我突然模糊了对季节的判断。到了晚上，看着穿着长袖外套的当地人，我只能抱着冰冷的胳膊瑟瑟发抖。

    古浪之战，西路军的第一次惨败。86岁的张荣曾目睹了这一过程，“老百姓把红军战士的尸体拖到马路上，人走路时要从尸体上跳着走，因为天寒地冻无法掩埋，两个月后，整个县城都飘着尸臭……”

    高台是红5军全军覆没之地，当战至最后一人时，从宁都起义一路走来的军长董振堂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

    想起了2004年的夏天，我在北京万寿路一个绿树成荫的院落里采访杜义德将军，他当年是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提起那段往事，古稀之年的杜义德久久不语后，突然发出凄惨长啸。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那一声长啸所代表的是无法言表的悲伤。

    在河西走廊采访的每一天，我都被悲情所笼罩，因为所有故事都关于死亡。

    长征的胜利是一个战略概念，也是一个人生的概念。对于那些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长征其实从未结束。

    ▲1936年长征途中，红2、红6军团在云南虎头山与国民党军激战。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阵亡烈士掩埋，筑坟纪念。

    ▲遵义凤凰山上的“红军菩萨”。白瑞雪摄

    ▲老红嫂谢桂香。徐壮志摄

    ▲新华社记者采访老红军任先智。朱鸿亮摄

    ▲当年见证会师的甘肃省会宁县居民柴希孔。孙彦新摄

    ▲河南罗山县吴修珍老人曾医治、护理过40多名红军伤病员。（资料图片）

    ▲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黑河樊永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