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此举正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和追捧。

    10月16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在山东大学讲学时，面对记者的提问，发表了对温室气体交易的看法。

    为应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一些国家于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按其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2005年开始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中国也是签字国之一，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必履行此项义务。

    由于温室气体是流动的，是世界性的，因此《京都议定书》引入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又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项目投资，利用由此产生的排放减少量来履行自己在《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换言之，就是发达国家出钱，让发展中国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指标。

    “我们治理环境缺钱，别人送点钱来。”曲格平肯定地说，“这种机制带给我们机遇，好多地方因此确实赚了一大笔钱。”

    据测算，目前发达国家要在本国减少排放1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成本大约在100美元以上，而通过市场运作在发展中国家减排只需要花费20美元左右。

    今年9月中旬，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办事处宣布，中国酝酿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以全面启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氧化碳交易。

    早在2002年下半年，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签署了合同，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币2．7亿元（合2700万欧元）的收益保证。

    在重庆市，7家企业与英国益可环境国际集团公司签订了减排协议，到2012年,按每吨二氧化碳价格5.5美元计算，这些企业将收益4．2亿元。“通过签署协议，我们每年可获得约1000万元的资金。这笔钱来得太神奇了。”这是重庆燃气集团董事长蒲自庆的评价。

    能源大省山西今年被列为中国唯一的煤炭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当地政府年初已出台《关于实施全省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初步意见》，要求加快推进CDM项目的开发。世界银行碳汇基金眼下正与该省的几家企业商谈：用9000万美元来购买这些企业1100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去年年底，这个基金已与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签署了购买煤层气发电项目6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协议，中国企业获得了发达国家支付的2700万美元的减排收益。

    据报道，“今年8月30日，世行与全球11个买家共同促成了历史上最大一笔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买卖交易：斥资10.2亿美元促使中国两家民营企业减少排放，从而购得后两者减少的9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专家预测，中国每年将提供近1．5亿到2．25亿吨的二氧化碳核定减排额度，这意味着每年可能带来高达22.5亿美元的收入。

    在肯定中国企业争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同时，曲格平又忧虑地表示：“我们现在腰板硬着，但硬不了多久，减排任务也许很快就到了中国，那将是中国经济很大的负担。”

    “十五”期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取得了实效，但只是减少温室气体年排放增加量，而不是减排绝对量。“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得最快。”

    曲格平说，现在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平均数少，没有减排的责任，但为时不远，也许在2020至2025年间，中国也需要承担减排责任了，这很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个别企业甚至会破产，整个工业都要出现问题，经济结构也要面临重组。

    曲格平说，国外几百年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近20年中在中国集中爆发，现阶段中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必须在环境保护中求得经济适当发展。

    亚太地区煤炭产量和消费量都是全球第一，中国又是世界能源中煤炭的主要消费国和生产国，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已经受到挑战。曲格平认为，现在我国能源供需矛盾虽有缓解，但形势严峻，环境承载力已经超过极限，或者叫“局部改善、全局恶化”。

    “从经济发展方式看，到20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只能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曲格平说，这是最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现有的环境问题90％都可以相应地得到解决。

    他最后建议在大学课堂上传授循环经济理论，让每个学生尽早接触、接受这一理论。

    本报济南10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