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应安排保姆每月4天的休息时间和每天8小时的睡眠时间，不得安排其与成年异性共住一室……”10月17日，北京市工商局、商务局共同召集消协会、家政服务协会、法律专家、家政服务员维权组织等有关代表，召开了《北京市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公开论证会。（《北京娱乐信报》10月18日）

    应该说，这份合同范本，能够对家政人员的各项合法权利提出相对明确的保护措施，其意义是积极和明显的。毕竟近年来，家政人员遭受性骚扰等各种权利侵害的事件，不断发生。

    但如果仔细研读这个合同范本就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一种试图无所不包的立法冲动。就拿合同范本来说，其中“不得安排家政公司员工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就存在着规定得太多太具体的问题了。这不，无论是听证代表，还是网络留言，都纷纷对这一规定表达了质疑：“如果一些家庭住的是一居室，而家里老人又需要照顾，难道就不能雇用家政人员了吗？”显然，这条规定在具体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很好地平衡。

    任何制度规章的制定，都必须讲究一定的立法艺术，遵循一些基本的立法原则。就拿原则性和具体性的平衡来说：一方面，任何一项法规、政策都不能制定得过于粗略、模糊、抽象和原则化，否则就会歧义丛生，让人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一方面，任何一项政策、法规，又不能被制定得过于细致、具体，否则其灵活性和机动性就会大大地减弱，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会缺乏自由裁量和变通的空间，处处让人感受到制约和压抑。因此，有关方面在建章立制的时候，理应在原则、精神和具体、细致之间不断衡量，努力寻找一条相对较为优化的途径和方案，两方面兼顾到。

    具体来看，虽然如今有关方面出台了相对较为具体、明确的合同范本，给行业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面从此可以万事无忧了。因为现实生活往往是丰富多样、时刻变化着的，而几乎所有的制度由于制定者本身受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都不可能包罗万象。比如说在家政工作的具体内容中，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饭菜算合格？地擦完了，怎样才算干净？难道这些都需要一一明确吗，有关方面又明确得过来吗？

    而且，任何制度规章的功能都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只能调整社会生活关系中某些方面；而社会生活却需要靠道德、伦理、宗教乃至民俗等各种力量来共同维系。因此，尽管如今问题多多的家政市场，确实需要外在制度规章的规范和约束，但更多的时候，恐怕还得需要雇主和家政人员自己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只要主要的原则明确了，只要平衡双方权利的立法宗旨得到了体现，立法者又何必卖力不讨好，非要搞一个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