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这本传记我也读过了。在几本关于邵飘萍的传记中，这一本是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翔实的，因为作者与邵家有亲戚关系，加之多年积累，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传记。书中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时有新见，同时也注意吸收许多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虽然这是一部关于邵氏个人的传记，但因为作者视野开阔，这本传记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制度史。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完成的传记，较之作家完成的传记，水准明显高出一筹。

    梁：我本人从事过多年文学评论工作，但我现在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在我的心中，史学高于文学，史学家高于作家。近年来，我们在书店里看到最多的一个书籍品种就是传记文学。我以为史学第一，文学第二，有史学而无文学，可以称为传记文学，但有文学而无史学，一般不能称为传记文学。我们把“传记”和“文学”并称，其实只是一个习惯，但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平列的，在这个关系中是“史学”决定“文学”，而不是反过来。优秀的文学不一定是优秀的史学，但高明的历史著作，通常都具备优秀的文学品质。

    毕：读完散木的这本传记，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问题。散木是史学系科班出身，但在这本材料非常丰富的传记中，他有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这就是关于邵飘萍生活的时代和邵氏个人命运的历史关系，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邵氏个人的命运是一个悲剧，但个人命运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不能作简单结论。因为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对一个时代的新闻制度作完全否定，简单化了。

    梁：之所以特别在意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问题，是因为阅读时下许多传记文学时，我发现那些传记作家普遍缺乏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基本的史学修养，前者是观念问题，后者是技术问题。因为缺乏史学意识，在当代中国的传记作家中，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传记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

    毕：鲁迅生活的时代，创造了他作为作家和学者的伟大贡献，如果否定了那个时代，鲁迅生活的社会基础就不存在了。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他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精神所致，也是因为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

    梁：鲁迅个人办过许多杂志，写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大量个人著述，组织和参加过很多社团。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言论自由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

    毕：再比如，中国当代传记文学中，有极多涉及战争的内容，但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会感觉到这些传记作家历史意识的简单。如果一个传记作家只按一种意识形态来写作，在史学素养方面，基本可以判定为不具备常识。

    梁：另外，散木关于邵氏身后的历史定位问题也没有处理好。不是说作者不应当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确定清楚，而是说对邵飘萍的历史定位要有一个统一的历史逻辑，应当先处理好中国近现代历史间各个时代的关系，然后再为邵氏找到相应的历史定位，不然邵氏后来得到的荣誉，与他一生奋斗的理想就不统一了。这是散木当时想不到的一个历史困境。总而言之，今年国内有原创性的文史作品很少，散木这本《乱世飘萍》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