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森林消失了，又一片森林在不经意间油然而生，对此我们都习以为常。”他说，“很少有人将树木与种子联系在一起。”1856年起,他开始记录观察日记。这本被后人称为《种子的信仰》的书，展示了“种子由何处而来，又是如何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地点”。

    借风传播的油菜籽、依靠鸟类传播的樱桃籽、遇水而生的芥菜籽……这些在我们小学课本就有的常识，在梭罗生活的19世纪却鲜为人知。不少人相信，植物是自发生长的。“有了土地，自然就有了树木。砍伐之后随即就会生长，就像动物身上的皮毛。”在乔治·B·爱默生所著的《美国乔、灌木考》中，随处可见类似的话语。

    通过研究，梭罗否定了这种主观臆断：“许多参天大树最初时都是一粒灰尘大小的树种，然后才慢慢长大成材的。”

    像个侦探，他尽职尽责地跟踪种子，也体会到大自然传播种子的“苦心孤诣”：槭树常长在河边，把枝条垂在水中，是为了传播种子；樱桃把种子巧妙地放在鲜嫩的果肉正中，使得贪吃的知更鸟必须把果核一并吞入；蓟草的种子在风力很大的望秋时节成熟，为的是可以随风飞扬……

    作为文学家，梭罗对自然的关注离不开“超验主义者”的背景。爱默生，超验主义的首创者，就认为大自然中蕴含着终极真理，坚持研究自然以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梭罗更是超验主义的实践者。28岁那年，他独自一人住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分析思考从自然界得来的音讯和阅历，写下了名著《瓦尔登湖》。

    不过，《种子的信仰》时期的梭罗已经把兴趣转向了科学。一度，他支持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的观点。这位达尔文学说的反对者，坚信“物种是不可变的”，“即使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与祖先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猜想经过观察后被推翻。1860年，一位纽约的社会工作者带给他一本《物种起源》。其中，达尔文断言：“几乎所有加拉巴哥、费尔南德斯和其他美洲群岛的动植物，跟美洲内陆的动植物，都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存在着联系。”

    这和种子的传播有关系吗？梭罗曾经观察过一粒马利筋的种子，这是一种美洲的热带植物。随着风力，它飞到50杆远的时候已经离地一百多英尺了。“谁又能说出它们传出多远才是极限？”

    逐渐，他成为达尔文的忠实同盟。“我们发现，我们身处一个已经被种好了的世界，但它还在继续被种植，如同起初。”这一年，在康科德森林里，他观察种子时染上了致命的风寒，两年后病逝。

    刚刚起步的科学写作就此终结。本来，在《种子的传播》之后，他已经开始观察植物的果实，并写下《野果》等书稿。

    颇为可惜的是，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科学界，都曾对他的科学日记视而不见。梭罗日记的编辑奥黛尔·施普德就认为，这些文字沉溺于狭隘和学究气的执迷中，不过是机械的写作。而植物学家，也讥讽他不懂得区分毒藤和毒葛，不知道只有一种云杉是按年生长。

    直到一个半世纪后，这部沉寂的日记才得以公布于众。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著作涉及到植物种群生物学和共同进化，后者直到30年前才在进化生态学中被完整清晰地论述出来。上世纪90年代，生态学家亨利·豪也承认：“植物与吃它们的果实、然后消化、传播种子的脊椎动物之间，有一种古老而难解的关系……令人困惑的是，从没有人能清楚地解说种子传播的优势和发生方式。”

    时至今日，打开《种子的信仰》，不仅惊叹其中细致入微的描写，更为梭罗传递的人生感悟所动容：

    （种子）组成这样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飞越山峰，穿过洼地，跨越河流，留下纷繁复杂的轨迹，看准风停的间隙，找个陌生的所在歇息，随之便孕育出又一个种群……我相信种子里有强烈的信仰。相信你也同样是一颗种子，我已在期待你奇迹的发生。

    《种子的信仰》［美］亨利·D·梭罗著 何广军、焦晓菊、宫小琳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