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们听罢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小心翼翼问眼前这位面试官：“导演，你看我们对路么？”

    “你们太漂亮、都市味道太重了。”李杨歪着脑袋，浅笑着说，“这可是一部纪实主义的艺术片。”

    “你”，他指着提问的女孩，“妆化得太浓。我的女主角要完全不化妆的。”李杨说着拿起一张黑白照片递给女孩们传看：照片上的女子坐在荒地上，仰着并不美丽且不施粉黛的脸，眼神充满困惑与茫然，微张的嘴唇裂开几道口子，短发在狂风中凌乱地飞扬。

    “女主角最后会被折磨成这样。”李杨指了指照片上的女子说。此刻，专业的微笑在5个女孩脸上消失了，有的捂住嘴露出惊恐的神色。

    10月21日，《回家路》剧组在北京世纪星宾馆面试演员。导演李杨依然延续着初出道时写实主义的路子。

    4年前，当憨头憨脑的王宝强获知自己被选中饰演《盲井》中的男主角时，曾怯怯地走到李杨身边，红着脸说：“我长得不好，脸上还有好多雀斑。”李杨一听乐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看中的就是这种原生态的味道。”正是凭借在此片中的本色演出，王宝强摘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并在接下来的《天下无贼》中，以“傻根”形象，迅速红遍全国。

    《盲井》是李杨的处女作。剧情大意是，16岁少年元凤鸣（王宝强饰）因家贫辍学，到城里寻工谋生，却被两个骗子拐骗到矿山。但他俩杀人诈财的计划，因其中一个骗子心生怜悯被一再推迟。最终，两个骗子在井下互斗而死，而元凤鸣却领取了矿主补偿的6万块钱，离开了矿山。

    整部影片充满“原生态”的气息：粗陋的土窑、黑寂的井道、昏暗的矿灯。在这个靠近地狱的王国，死神随时可能光顾。“吃饭就得拉屎，下井就可能死。”矿主直言相告每一个新来的矿工。每有矿难发生，矿主面不改色拿出两三万块钱打发死者家属，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求助“刘局长、张局长”，因为“这些货一来，不花上十几二十万，打发不了”。

    但这部在柏林电影节上赢得“银熊”大奖的影片，却没能在国内公映。许多影评人把该片的成功归结于“真实本身带来的震撼”。李杨认可这点，但他同时强调，要保证“真实”，“选好演员”和“实地体验”缺一不可。

    《盲井》开拍前，李杨始终觉得剧本的语言和某些情节“感觉不对”，于是，他与一位跑煤矿的记者朋友，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的煤矿待了4个多月，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吃饭、聊天。

    李杨把第一次下井经历称为“走进地狱”，“感觉生命与身体分离了，死神时刻紧盯着你”。

    几乎每个矿工都能说出，一个或几个熟悉的亲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当然，这些矿工并不知晓，全国每年有6000多名矿工遭遇矿难。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他国矿难死者之和。

    在拍摄《盲井》中，李杨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摄影组拍完片出井，两小时后，井下塌方，造成两死四伤。现实结局与影片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矿工家属同意与矿主私了，他们拿了3万块钱，迅速消失。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现实中矿老板轻飘飘的一句话，被李杨糅进了剧本，格外令人震撼。

    “生命越轻贱，人们的言行举止便会变得更加直接袒露。”李杨说。比如影片中矿工们肆无忌惮地讲黄段子、调戏女工、结伴召“30块钱打一炮”的小姐等情节，都是他4个月煤矿体验耳闻目睹的故事。“只有在贴近地狱的地方，才会形成这样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他说。

    《盲井》之后，李杨游走各地，和农民工、建筑工聊天。他广读小说，构思剧本。他承认自己更加关注边缘人物和底层生活。“我并不想去展示整个中国。”李杨说，“我的电影不是一滴折射海洋的水。我只是想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是艺术家的天职。”

    年少时李杨就有“轻狂”的名声。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供职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于不满舞台上“高大全”的角色，他发愤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读大二时，他梦想出国，但当时国家有规定：大学毕业生五年内不准出境，于是他果断退学，揣着凑来的400美元，飞赴德国，于1995年获科隆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导演系硕士学位。

    李杨的这种“轻狂”，没少给他带来麻烦。《盲井》因“题材敏感”、“基调太灰”而沦入“地下”。但更让他恼怒的是，有人指责这部影片故意迎合西方人的需求。

    “这些人正因为不自信，才会认为西方人只爱看中国的鸦片与小脚。”李杨提高了声调说，“《盲井》除了批判，其实更多的是对人性矛盾的反思。这完全是超越民族与国界的。”

    “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李杨引伸着自己关于人性矛盾的看法，“在特定环境中，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会蹦出来控制他的主人。”

    正如《盲井》中的“二叔”，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类似的挣扎”。

    李杨坦承，他对人性矛盾的格外关注，可能与自己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有关。7岁以前，他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文革”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李杨至今记得，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李杨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李杨。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李杨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李杨刻骨铭心。

    “为什么《盲井》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而不是发达国家？”李杨反问道，“因为人家那里的煤矿不会死那么多人，即使死了人也不会草草私了。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轻视个人，这当然会影响到制度设计。”

    在《盲井》中，当“二叔”受到现实中某种善的力量感化时，其内心挣扎在善恶之间，最终趋向善时，寓意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给予爱与温暖的人性救赎方式。“但这是不够的。”李杨加重语气说，“我们的文化需要整体性救赎。”

    他称自己的救赎方式就是拍电影，“用批判的姿态去描述，但不发表观点，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去二度创作”。

    眼下，李杨的第二部电影拍摄计划已经启动。自《盲井》之后，他共写了4个剧本，最终决定拍《回家路》。因为“这最有可操作性”。

    对“可操作性”具体指什么，李杨只是一笑而过。他并不否认其中包括剧本的拍摄许可证。4年徘徊在体制外的李杨正从地下爬到地上。

    “我并没有要刻意地进入体制，这次也不是为进入体制做出妥协。”李杨解释说，“体制于我并不重要。只要不践踏我的底线，我都可以尝试去拍。”

    有人质疑，《回家路》的批判色彩不及《盲井》，结尾留下许多希望和温暖的调子。

    面试中，一个外形极像芭比娃娃的18岁女孩问：“结局为什么是警察把女大学生给解救出来了呢？”

    李杨以哄小孩的口吻告诉“芭比娃娃”：“如果不被警察叔叔解救出来，观众会骂我们的。”

    尽管李杨并不讳言，现在已“开始考虑市场”，但新片一如既往“没有美女帅哥，也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使得投资商望而却步。目前，这部预算为400多万的新片出自李杨个人的腰包。

    “好在《盲井》在国外艺术院线放映时，小赚了一笔。”李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