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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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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深入“盲井”,开掘出震人肺腑的人性;他曾抱回柏林电影节银熊大奖,但国内没一人在国内影院看过他的影片;4年徘徊在“地下”,近日,他以将要开拍的一部新片《回家路》——
从"盲井"爬回地上
2006-10-25
实习生 潘晓凌
    5名时尚、漂亮的女孩并排坐在一起,脸上带着专业的微笑。倚墙而坐的李杨,开始向她们介绍将要开拍的影片剧情: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到劳务市场求职,却被人贩子拐卖到陕西农村,并为农民丈夫生下一个儿子。直到5年后,这个女大学生才被解救。

    美女们听罢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小心翼翼问眼前这位面试官:“导演,你看我们对路么?”

    “你们太漂亮、都市味道太重了。”李杨歪着脑袋,浅笑着说,“这可是一部纪实主义的艺术片。”

    “你”,他指着提问的女孩,“妆化得太浓。我的女主角要完全不化妆的。”李杨说着拿起一张黑白照片递给女孩们传看:照片上的女子坐在荒地上,仰着并不美丽且不施粉黛的脸,眼神充满困惑与茫然,微张的嘴唇裂开几道口子,短发在狂风中凌乱地飞扬。

    “女主角最后会被折磨成这样。”李杨指了指照片上的女子说。此刻,专业的微笑在5个女孩脸上消失了,有的捂住嘴露出惊恐的神色。

    10月21日,《回家路》剧组在北京世纪星宾馆面试演员。导演李杨依然延续着初出道时写实主义的路子。

    4年前,当憨头憨脑的王宝强获知自己被选中饰演《盲井》中的男主角时,曾怯怯地走到李杨身边,红着脸说:“我长得不好,脸上还有好多雀斑。”李杨一听乐了,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看中的就是这种原生态的味道。”正是凭借在此片中的本色演出,王宝强摘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并在接下来的《天下无贼》中,以“傻根”形象,迅速红遍全国。

    《盲井》是李杨的处女作。剧情大意是,16岁少年元凤鸣(王宝强饰)因家贫辍学,到城里寻工谋生,却被两个骗子拐骗到矿山。但他俩杀人诈财的计划,因其中一个骗子心生怜悯被一再推迟。最终,两个骗子在井下互斗而死,而元凤鸣却领取了矿主补偿的6万块钱,离开了矿山。

    整部影片充满“原生态”的气息:粗陋的土窑、黑寂的井道、昏暗的矿灯。在这个靠近地狱的王国,死神随时可能光顾。“吃饭就得拉屎,下井就可能死。”矿主直言相告每一个新来的矿工。每有矿难发生,矿主面不改色拿出两三万块钱打发死者家属,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求助“刘局长、张局长”,因为“这些货一来,不花上十几二十万,打发不了”。

    但这部在柏林电影节上赢得“银熊”大奖的影片,却没能在国内公映。许多影评人把该片的成功归结于“真实本身带来的震撼”。李杨认可这点,但他同时强调,要保证“真实”,“选好演员”和“实地体验”缺一不可。

    《盲井》开拍前,李杨始终觉得剧本的语言和某些情节“感觉不对”,于是,他与一位跑煤矿的记者朋友,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的煤矿待了4个多月,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吃饭、聊天。

    李杨把第一次下井经历称为“走进地狱”,“感觉生命与身体分离了,死神时刻紧盯着你”。

    几乎每个矿工都能说出,一个或几个熟悉的亲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当然,这些矿工并不知晓,全国每年有6000多名矿工遭遇矿难。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他国矿难死者之和。

    在拍摄《盲井》中,李杨曾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摄影组拍完片出井,两小时后,井下塌方,造成两死四伤。现实结局与影片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矿工家属同意与矿主私了,他们拿了3万块钱,迅速消失。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现实中矿老板轻飘飘的一句话,被李杨糅进了剧本,格外令人震撼。

    “生命越轻贱,人们的言行举止便会变得更加直接袒露。”李杨说。比如影片中矿工们肆无忌惮地讲黄段子、调戏女工、结伴召“30块钱打一炮”的小姐等情节,都是他4个月煤矿体验耳闻目睹的故事。“只有在贴近地狱的地方,才会形成这样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他说。

    《盲井》之后,李杨游走各地,和农民工、建筑工聊天。他广读小说,构思剧本。他承认自己更加关注边缘人物和底层生活。“我并不想去展示整个中国。”李杨说,“我的电影不是一滴折射海洋的水。我只是想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是艺术家的天职。”

    年少时李杨就有“轻狂”的名声。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供职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于不满舞台上“高大全”的角色,他发愤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读大二时,他梦想出国,但当时国家有规定:大学毕业生五年内不准出境,于是他果断退学,揣着凑来的400美元,飞赴德国,于1995年获科隆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导演系硕士学位。

    李杨的这种“轻狂”,没少给他带来麻烦。《盲井》因“题材敏感”、“基调太灰”而沦入“地下”。但更让他恼怒的是,有人指责这部影片故意迎合西方人的需求。

    “这些人正因为不自信,才会认为西方人只爱看中国的鸦片与小脚。”李杨提高了声调说,“《盲井》除了批判,其实更多的是对人性矛盾的反思。这完全是超越民族与国界的。”

    “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李杨引伸着自己关于人性矛盾的看法,“在特定环境中,有时是天使,有时是魔鬼,会蹦出来控制他的主人。”

    正如《盲井》中的“二叔”,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类似的挣扎”。

    李杨坦承,他对人性矛盾的格外关注,可能与自己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有关。7岁以前,他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文革”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李杨至今记得,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李杨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李杨。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李杨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李杨刻骨铭心。

    “为什么《盲井》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而不是发达国家?”李杨反问道,“因为人家那里的煤矿不会死那么多人,即使死了人也不会草草私了。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轻视个人,这当然会影响到制度设计。”

    在《盲井》中,当“二叔”受到现实中某种善的力量感化时,其内心挣扎在善恶之间,最终趋向善时,寓意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给予爱与温暖的人性救赎方式。“但这是不够的。”李杨加重语气说,“我们的文化需要整体性救赎。”

    他称自己的救赎方式就是拍电影,“用批判的姿态去描述,但不发表观点,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去二度创作”。

    眼下,李杨的第二部电影拍摄计划已经启动。自《盲井》之后,他共写了4个剧本,最终决定拍《回家路》。因为“这最有可操作性”。

    对“可操作性”具体指什么,李杨只是一笑而过。他并不否认其中包括剧本的拍摄许可证。4年徘徊在体制外的李杨正从地下爬到地上。

    “我并没有要刻意地进入体制,这次也不是为进入体制做出妥协。”李杨解释说,“体制于我并不重要。只要不践踏我的底线,我都可以尝试去拍。”

    有人质疑,《回家路》的批判色彩不及《盲井》,结尾留下许多希望和温暖的调子。

    面试中,一个外形极像芭比娃娃的18岁女孩问:“结局为什么是警察把女大学生给解救出来了呢?”

    李杨以哄小孩的口吻告诉“芭比娃娃”:“如果不被警察叔叔解救出来,观众会骂我们的。”

    尽管李杨并不讳言,现在已“开始考虑市场”,但新片一如既往“没有美女帅哥,也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这使得投资商望而却步。目前,这部预算为400多万的新片出自李杨个人的腰包。

    “好在《盲井》在国外艺术院线放映时,小赚了一笔。”李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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