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中庸圆滑如孔祥熙，遇上了彭子冈，也只能“打哈哈”。

    1940年的一次集会上，面对百余名政要，他饶有兴致地谈起“中国大豆如何富含维生素”，却被《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生硬地打断了。

    “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嗯——”孔祥熙一时僵在那里，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从此得了个“哈哈孔”的外号。

    “我行我素，胸无城府，直来直去。”儿子徐城北这样概括母亲的性格。这种性格也直接影响了彭子冈的采访风格。重庆谈判时，她捕捉到毛泽东在张治中公馆打碎一只盖碗茶杯的细节，并随即写道：“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这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时人人争读，成为《大公报》的名作。

    但1957年，这篇“名作”却成为她“恶毒诬蔑领袖”的罪状。彭子冈不服气：“我是在有意地表现毛泽东是多么谦虚、平易近人……让读者看看，这位伟大的革命者是来自民间的书生，这难道不也是事实么？”

    求真被她视为记者最高的写作原则。她常对儿子徐城北说：“写文章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服从于政治立场。”

    “母亲活得很真实，反而让人不设防，由着她写。”除了《大公报》记者的地位影响外，她在国统区之所以“吃得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性格。

    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也总喜欢穿一件白色带圆点的布质旗袍，推着没有前后挡泥板和链套的自行车，单枪匹马地跑新闻。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抗战胜利后，彭子冈看不惯国民党将领蔡文治的新闻封锁，自己找到美联社等3名西方记者，搭乘美方飞机到张家口访问晋察冀边区。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她主动凑上前，“准备欣赏他的大动肝火”。不料，蔡文治无可奈何地打了个招呼：“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然而当范长江点将到让她去《人民日报》时，这位素以政治报道著称的女记者却选择去文艺部报道戏曲。她私下曾跟同事抱怨，不喜欢没完没了的“运动”，因为“太麻烦太耽误时间，有这时间不如多搞点业务”。

    为此，她被打成“右派”。于是，她干脆发表声明，辞职做家庭主妇。

    “母亲哪里受过这种委屈！”谈起往事，64岁的徐城北声音有些颤抖，“她从来没服过软，也没有当面被人揭短。”虽然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尾处经常不是句号，而是个响亮的惊叹号！”

    即便1955年在《旅行家》这样的休闲杂志当主编时，彭子冈的“本性”依然难改。每天，她拽着扶手挤公交车，听老百姓的家长里短。到了单位，泡上一大缸子茶，掏出路上买的烤白薯，边吃边跟同事“哇啦哇啦”。

    她根据从家庭主妇那里听来的话，写成了一篇《假如我还当记者》，成为定罪“极右分子”最有力的证据。文中，她不自觉地跟“蔬菜合作社”唱起了反调。而在当时的语境下，这被理解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重新工作后，她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当年并肩采访的《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隔桌相对，成了“向后看”的旧闻整理者。

    “会写文章的女孩子有的是。她所仗的是她的天真。”好友金克木这样评价，“我至今也难明白，她怎么能那么相信人。她仿佛想不到世界上居然还有坏人。她不会伤害人，受到伤害时也只是迷惑不解。好人相信她，坏人也不防备她，也伤害不了她，因为她不懂得人为什么要伤害。她受了气也不会去恼恨别人。”

    在徐城北看来，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骄傲。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儿子还是受到了牵连，独自到新疆闯荡。母亲所有的才华只能用来给儿子写信。

    1971年，下放回街道的彭子冈真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不愿再出事，尤其是不愿儿女再出事，于是逐渐习惯了用家务来麻痹自己，虽然如萧乾所说，“忙乎半天，实际上是把一种混乱转化成另一种混乱”。

    “就拿切肉来说吧！”徐城北举例，“不管是牛肉、羊肉，还是肥肉、瘦肉，她只会切成大块头，随便放点萝卜和土豆。炒也不太会，炖一炖就算了。”

    徐城北苦笑：“她就不是干家务活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