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友人救治伤员的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的旧址已经找到”，“《拉贝日记》第630页~635页的13幅历史照片就是其救治伤员的真实记录”。这是“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将于10月31日在南京揭幕前，此间史学界部分人士传递并认可的一则消息。

    10月26日上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驱车20多公里，来到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现场听取了本报记者的介绍，认同了上述两个结论。

    1997年8月出版的《拉贝日记》，第630页~635页收录了13张农民运送伤员和伤员就医的照片。

    重要遗址在何处？

    10月26日上午，雨住天仍阴。孙宅巍研究员、张连红教授下车后，来到江南水泥厂原俱乐部两层小楼（见图一）前。这是该厂的标志性建筑，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去年10月初，丹麦人玛丽安赠给本报记者一批历史照片的拷贝，其中有一张就是以这幢锥顶小楼为背景的。画面是农民抬着伤员，正进入这幢小楼所在的单位。图片说明是：“乡下的老百姓抬着伤员去一家靠传教士们供给的急诊医院。摄于1938年2月17日。请注意，人们运送伤员的工具非常简陋，伤员大多数是在日军占领后受害的平民。”（见图二）

    玛丽安的舅舅辛德贝格，在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受丹麦一公司聘用，曾在江南水泥厂保护该公司所售设备。

    记者打开《拉贝日记》，向两位专家展示第630页的两幅照片。它们的画面也是农民抬着伤员，除没有“摄于1938年2月17日”这一句外，照片说明与玛丽安赠给本报的那张说明基本相同。

    1938年2月16日~17日，由辛德贝格开车接送和陪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到江南水泥厂调查，写下《栖霞山之行报告》。他还拍摄了惟一一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并写下解说词。

    马吉《影片解说词》中第5号影片第4个镜头的说明是：“这是乡下人把伤员运往南京近郊的急救医院的情景。摄于1938年2月17日”。

    “这些不知能否说明玛丽安赠送的这一张照片，与《拉贝日记》上的这两张照片，是马吉所摄影片的同一组镜头？”记者请教两位专家，“这儿所说的‘急诊医院’、‘传教士开设的诊所’、‘近郊急救医院’，就是指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照片上农民正抬着伤员去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时间是 1938年2月17日。”

    两位专家认同这个结论。他们都知道，当时为了保护提供情况的人不受日军报复，许多记载都有意将人名、地名做了模糊处理。

    记者收集、检索到的史料以及调查当年的难民记录都显示，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设有小医院和急诊室。它是因日军两次阻挠辛德贝格将乡下的伤员送进城内的鼓楼医院治疗，由辛德贝格商请鼓楼医院和红十字会赠送若干药物、绷带并派遣护士后设立的；当时受聘前来护厂的德国京特博士，也曾请中医为伤员和难民医治。可以说，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友人进行人道救助的一处重要遗址。

    那么它的旧址又在什么地方呢？

    西山墙和水泥嵌缝破解谜团

    “医务室就在老俱乐部小楼东边、紧靠它的一间平房内。”

    2002年，记者采访该厂两位退休老人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一位从小在此长大的该厂职员子女也指认同一间平房。

    医务室前面走廊砖柱的础石有水泥嵌缝。两位专家翻看《拉贝日记》上述两张照片的后几页，那儿有由护士帮助伤员在室外展示伤口的3张照片，照片上廊柱础石的水泥嵌缝比较清晰。

    但是，两位专家对照了许久，水泥嵌缝与照片上的并不吻合。

    2004年，记者陪同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的日语翻译颜景和的亲属，来江南水泥厂访问时，曾携带《拉贝日记》寻找照片拍摄的地点，发现老人们所说的医务室其廊柱础石的水泥嵌缝，从多个角度看，与照片都不吻合。

    记者是将马吉《电影解说词》、《栖霞山之行报告》、“辛德贝格案例”（见图三），与《拉贝日记》第630页~635页收录的13张照片联系起来看时，觉得它们拍摄的应该是当年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

    2006年4月中旬，记者陪同辛德贝格的亲属访问江南水泥厂时，带了一张1938年3月由马吉的助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秘书福斯特拍摄的照片，画面为农民正抬着伤员，来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求治（见图四）。

    这次，记者寻找到并确定了福斯特拍的这张照片的背景：该厂原保卫处后面一排平房的西山墙。

    记者请两位专家来到这处平房，指着它的西山墙解释说，记者就是从该处逐步破解“当年小医院和急诊室究竟在何处”这一谜团的。

    由记者引导，当两位专家来到它的前排平房的走廊上，再拿出《拉贝日记》，对照此处廊柱础石的水泥嵌缝时，两位专家连连称奇：照片上廊柱础石的水泥嵌缝，分别与该处的相同。

    今年9月27日，应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局要求，承担“沦陷初期南京栖霞两座万人难民营”课题研究的本报记者，到该厂确定几处需要纳入文物保护的建筑。这天下午，记者从福斯特所摄平房开始寻找。在它前排平房的走廊上，记者眼前一亮——这儿廊柱础石的水泥嵌缝，竟与《拉贝日记》两张照片上的一模一样。随后，在该厂职员的帮助下，记者又在它的走廊下找到第3张历史照片的拍摄背景。

    记者随即用笔记下：《拉贝日记》第633页上图、第634页下图，分别摄于此处由西向东数第3柱与第4柱和第4柱与第5柱之间，伤员及护士皆在走廊上，摄影者面西拍下；第635页下图则摄于第4柱前的走廊下。

    当时，这便得到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局和江南水泥厂人士的认同；如今，又得到两位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专家的肯定。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不规则石料砌出来的石墙，每堵石墙水泥嵌缝相同的概率，小得几乎为零。10月25日，记者先后请教了分别在南京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从事概率统计研究的范克新、冯予两位副教授，他们对这一说法都表示认同。

    随着福斯特照片和《拉贝日记》这3张照片拍摄地点被确定，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在何处之谜终被解开。经记者查明，它就在建厂初期单身职员宿舍（后成为该厂保卫处等科室，现被金陵石化技工学校东南分校租用）的平房内；老人们说的则是1938年10月以后聘李大夫为厂医时的医务室。

    一些照片的说明记载有误

    《拉贝日记》第631页3张图和第634页上图都摄于室内。前者的说明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俘虏了在紫金山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饿了他们3天后，集体枪杀并焚烧了他们的尸体，有一名幸存者得到医院救治；后者则是遭日军士兵枪击的乌龙乡老农接受治疗的情景。

    对照史料，前者的说明与“辛德贝格案例”第5例基本一样；对照照片，后者与前者室内景象非常相似。

    “辛德贝格案例”现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茨文献”中，文末不仅有时间和B．A．辛德贝格的签名，而且注明“这是我亲自处理的若干案例”。

    “这几张照片是否就是江南水泥厂小医院或急诊室的室内景象？”记者请教两位专家。

    孙宅巍质疑说，后者的照片说明称乌龙乡老农是“于1938年1月26日入院”的呀？

    记者当即答辩：接下来还有一句，“照片是他入院3周后拍摄的”，这恰好与马吉到江南水泥厂调查、拍摄的时间吻合；“辛德贝格案例”第19例所载1938年1月26日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收治的一名负伤老农的情况，与其也基本吻合。

    “乌龙乡负伤老农的那张说明称是在‘鼓楼医院’。从乌龙乡送伤员到鼓楼医院，比到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起码要远10公里；辛德贝格两次送伤员进城去鼓楼医院，都遭到守卫城门的日军阻挠”，记者请教两位专家，“此处‘鼓楼医院’是不是误记？”

    孙宅巍颔首。

    《拉贝日记》第632页的照片，拍摄的也是一位农民伤员接受治疗的情况。该农民在日军士兵向他索要姑娘时回答“没有”，手部即被日本兵开枪打伤（见图五）。《拉贝日记》中这张照片的中文说明称，这位农民是“长芦乡的”，“在鼓楼医院治疗”。

    记者查阅了长芦乡的英文原文是“C h an g L i H sian g ”，与江南水泥厂附近的长林乡音近，而长芦乡则远在江北六合县；马吉《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年2月16日~17日）记载：“2月17日在急诊所我看见一个农民，他的手在2月15日被两个日本兵射伤，他们向他索要姑娘。这是非常痛苦的枪伤”。

    “这张照片是否也应摄于江南水泥厂急诊室，而非鼓楼医院？”记者继续请教，“上述这些照片，许多说明都与马吉电影解说词相同；有的画面还与去年10月初玛丽安提供的一组原版照片拷贝一样。这组拷贝前的说明称，它们是从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摄的电影胶片中截取的镜头。能不能认为，上述13张照片应为马吉所摄，摄于江南水泥厂及其附近？”

    孙宅巍、张连红赞同记者的这些分析和结论。

    张连红说，通过实地调查，深入研究，发现了“小医院”的真相，呈现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有细化、深化的趋势，是水平提高的标志。

    他说，史实表明，当时南京城乡，除难民自救、一些慈善团体施救外，城内有鼓楼医院，城外有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形成了“两个医疗中心”。农村更缺医少药，农民更渴望人道救助，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不仅庇护难民，而且救死扶伤。在国际冲突中，人道主义确实为减少受害国人民的痛苦，发挥了巨大作用，闪现出它的光辉。本报南京10月29日电

    链接

    约翰·拉贝为中国人做过些什么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个海员家庭。1931年起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他的保护。

    约翰·拉贝还在日记和其他文字中，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1938年4月，他回到德国后，连续举行报告会，向德国当局呈送书面报告，继续对日军在南京的罪恶进行揭露。

    1950年1月5日，约翰·拉贝辞世。1996年12月12日，拉贝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应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之邀，在纽约公布了《拉贝日记》。（戴袁支整理）

    图一：江南水泥厂原俱乐部两层小楼。小车摄

    图二：乡下的老百姓抬着伤员去一家靠传教士们供给的急诊医院。摄于1938年2月17日。马吉摄（资料图片）

    图三：现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辛德贝格案例”。刘家峰摄（资料图片）

    图四：农民抬着伤员，来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求治。福斯特摄（资料图片）

    图五：一位农民伤员接受治疗。马吉摄（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