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结果。亮点并非因为“涨价未遂”，而是因为民意反对声受到了重视，有了那么一点儿政策博弈的意思。民意反对涨价，并不意味着“民意”就是对的，但反对声必须受到政策过程的重视，公共政策理论告诉我们：经过支持声与反对声正面交锋这个博弈过程的政策，才会有质量。有反对意见存在，才表明这个政策真正地触及到了各方利益点；也只有反对者的存在，才能激起一次真正的博弈—这个博弈不仅能达致一个更公平的价格调整方案，更重要的是能把所有矛盾都通过博弈，化解在政策实施之前。将矛盾后移到政策实施后，是一项政策最大的失败。

    所以发这番感慨，源于这样一种现象：药品涨价有人反对，而降价无人反对。药价有升有降这很正常，老百姓每次都强烈地反对医药价格上涨，这也很正常，毕竟涨价掏的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药品降价，药商和医院该站出来反对才是，因为降价是在逼药商和医院向消费者让利。可我们认真回忆一下，为解决公众看病贵问题，发改委19次调低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哪一次宣布降价时，遭遇过医院和药商的反对？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物价局或多或少地都调低过部分药价，可有医药企业像公众反对涨价那样，站出来反对降价吗？

    “无人反对降价”并不意味着降价政策会一帆风顺。相反，发改委的19次降价次次落入“空降”困境，越降药价越高，越降公众看病越难。可见，无人反对的降价政策，成效不佳。

    发改委19次降价政策为何未遭遇药商的反对呢？根本问题在于，那19次降价每一次都未触及药商和医院的利益痛处，未抓住药价虚高和看病贵的根本利益点。降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药价，最需要降价的都没有涉及，药商和医院无关痛痒，所以才不反对。如果像涨价触及到消费者利益痛处一样，降价真触及到药商的利益，他们不站出反对才怪。而且，因为降价未扼住药商和医院的命门，他们预期到那些降价政策是可以被“钻空子”的，比如，可以通过不开降价药、一药多名等方式回避降价（实际上，药商和医院也是这么应付降价的）。既然政策可以被轻易地“钻空子”，那何必要反对它的出台？

    所以，发改委19次降价出台前“无人反对”，并不意味着真的无人反对，所有利益矛盾在“反对者缺位”中都后移到政策执行中去了。药商和医院在政策执行激烈抵抗降价——这种政策出台前的“无人反对”，恰恰折射出一项公共政策的低质量，表明政策未触及到关键利益点，麻烦都后移到执行中去了。如果发改委哪一次的药品降价也像涨价激起公众强烈反对一样，激起了所有药商和医院的反对，那才表明降价真正触及到了“看病贵”的利益点，那样的降价政策才值得公众期待。博弈充分前移，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因为政策本身已经包含了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回顾一些政策为何在执行中遭遇阻力，正在于出台前的“反对者缺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为何在各地得不到落实？因为政策实施后银行、高校、地方政策等利益主体，才开始进行讨价还价，银行以推诿、拖延、打折、抵制、扭曲等方式与政策进行周旋。利益矛盾留到政策实施后，势必造成政策停滞不前或效果大为缩水，使那些理应获得贷款的贫困生，被学费所累。同样，一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有类似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