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购房，相信绝大多数公众都是理性的，尽管他们在批评房地产市场的紊乱时，通常会表现得比较情绪化。消费者对于楼市“大盘”的热衷，即是出于一种富有远见的考虑——“大盘”能够提供比较丰富的配套内容，如便利店、运动场馆、文化娱乐场所等等。

    而本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则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7月，由建设部部署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7个城市结合本地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形成了一份关于土地审批与住房房地产开发关系的调研报告。报告列举了“大盘”开发中出现的种种弊端，认为一次性大规模出让土地弊大于利；并由此得出结论：地方政府热衷大宗土地出让，楼市“大盘”将成调控对象。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土地出让，国家有关部门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或声称出台调控、监控措施外，似乎就再没多少作为了。始自前年，有关方面就在研究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方案，建议设立国家土地总督察，向地方派驻土地督察专员。去年年初有消息说，“该方案估计年内将正式出台”；今年年初又有报道称，“该方案有望于年内正式出台。”可时至今日，岁暮将临，所谓国土监督制度，仍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今年6月，国土资源部针对土地违法面广量大的严峻形势，紧急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要求全国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6月公开、依法、严肃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以上。对查处土地违法动用“指令性计划”，其中的潜台词令人玩味。这次，建设部又明确提出“地方出让大宗土地快速致富”这一观点。所有的指向，都在于地方政府的贪婪。

    我曾经认为，对土地管理乱象的治本之策，应该是将土地管理权限收归国务院，由国土资源部具体实施；同时在各省区市设立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的国土资源管理派出机构（譬如特派员办事处），对地方的国土资源行使处置管理权。这一主张遭致不少人的鄙视。人们对国家权力条件反射般的警惕，可以理解。谁又能保证国家的土地管理部门较之地方政府，就有天然的道德自觉，可以抵挡住来自方方面面的“腐蚀”和自己内心的寻租冲动呢？

    在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所谓国家所有又被称之为全民所有。只是由于“全民”太抽象，才需要国家代表全民对城市土地行使所有权，同时由政府代行管理权。不过，说“全民”抽象也不尽然。全民也是由一个个国民所构成。土地管理为什么不能听政于民，甚至吸纳公民代表直接参与其事呢？譬如，设立一个由国务院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采取合议庭形式，负责每一宗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决定事宜。

    公共管理由“独裁制”向“委员会制”衍化，这早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中国拜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之赐，公民社会已日见雏形，中央也一直在强调公民自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而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措施，仍然是各级管理部门主导制定的，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参与。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大盘”开发，如规定一次性出让宗地面积上限为8公顷、20公顷、200亩等。但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会照例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对策”，使其大打折扣呢？

    公共管理缺乏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就怪不得地方政府要“从大盘中快速达成经济和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