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公开发表的一篇长6100余字的论文，其中有近5000字与2000年公开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几近于完全一致，雷同率高达80％以上。

    日前，记者收到一封读者的邮件：“我是一名普通学生，因为要写论文，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两篇极为相像的文章。两篇文章几乎完全雷同，图表与表述都一样。但让人吃惊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的参考文献中，居然没有提到《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做法！也是一个让人愤慨的做法！”

    据了解，《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的第一作者许永刚，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

    两篇论文主体部分几乎一字不差

    记者找到了这两篇文章，并进行了仔细比较。

    论文显示，发表于2006年5月号《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的《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其收稿日期为2006年4月10日,文章编号为：1007－323X（2006）03－0005－05，对第一作者的简介是：“许永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作者单位为“广州体育学院”。第二作者是王恒同。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标题的脚注注明，该论文是“国家体育总局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编号“04BTY006”。

    而发表于2000年9月号《体育科学》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其收稿日期为2000年2月8日，文章编号为： 1000-677X（2000）05-0015-04，第一作者的简介是“李艳翎，副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单位是“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第二作者郑吾真，单位是“北京体育大学”。

    根据《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等学术规范规定，论文的基本项目、结构和编排格式等信息，可以使每一篇论文都具有惟一性，如文章编号“由每一刊物的国际标准刊号、出版年、期次号及文章篇首页页码和页数等5段共20位数字组成”，这些信息都具有惟一性特征。每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惟一性也规定着论文的质量和创新性特征。

    但仔细比较了公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后，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除引言部分的390多字及结论等部分的730多字外，中间部分与《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几乎一字不差。

    “从标题看两者谈的就是一个东西，换汤不换药。”已经退休却仍被返聘的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郑吾真说。

    类似的改变也体现在了小标题上，如前者的前两个小标题分别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内涵与组成要素”、“竞技体育利益格局的概念”，而后者的则是“竞技体育的利益组成”、“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格局”。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小标题完全一致。

    文中也有个别字词的改变，如将“其一”改为了“首先”，将“有形手”改成了“看得见的手”，但这种改变也是屈指可数。

    前者有3个图表，与后者比较，其中一个图表一模一样，只是其中的个别数据和脚注有出入，而另外的两张图片则极其形似。

    不仅如此，前者中也丝毫看不到后者任何作者信息，即使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举。更让人惊讶的是，两篇论文内容雷同率如此之高，但前者列举的18篇参考文献中，却没有一篇与后者所引用6篇参考文献相同。后者的参考文献中有《利益学概论》、《当代中国经济利益结构矛盾新论》等文献，但前者的18个参考文献几乎全部来自于政治学文献，如《比较政治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前者的这些注释都没有在文中标注，也没有列出页码。而且，参考文献第13条和第16条，第14条和第17条，第15条和第18条，都是内容完全重复的文献。

    涉嫌抄袭者认为，问题在于引用时没有忠实原文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有学生向我们体育学院学报反映过这样的事情了，学报也向我反映了。”《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一文的第一作者、现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说，论文是他带过的硕士研究生王恒同交给学报的。

    “这篇文章我没有参与写作，之所以挂我的名字，是因为只有挂了我的名字才不需要交论文的版面费。学报论文版面费一篇一般要交800元至1000元，但所有的学校老师发论文都不用交版面费。”

    记者提醒说，第二作者王恒同在2004年硕士生毕业后，于当年留在了广州体育学院教务部门工作，且一直工作至今。许永刚说：“可能是因为不挂我的名字发不出来，学报的专家审稿制度是比较严格的。”

    许永刚说，王恒同在将论文交给学报之后，才告诉他挂了他的名字，具体告诉他的时间是“交上去以后，论文发表之前”。“他告诉我挂了我的名字，我也没有具体说你拿这个文章来让我先看一下，可能这是个漏洞。”但他接着又表示，“我不是完全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但发表的时候我没有去检查一下。”

    而学生发表论文要挂他的名字，许永刚说他一般都不会去看，“这是个好事情，应该去支持”。

    对于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许永刚表示，这篇论文“应该说在引用上，特别在参考文献上，还是有些问题的，应该忠实原文”。他估计，王恒同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当时可能是在网上看的这篇文章，没有查到出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能把关不严”。“我的学生应该也不会故意这样做，估计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具体查到文章的出处”。

    许永刚拒绝了记者希望进一步采访王恒同的请求。11月14日下午，记者多次拨通王恒同手机，但一直无人接听。打王恒同办公室的电话，一男子听到记者的自我介绍后，匆匆挂断了电话。此后多次联系，要么电话被挂断，要么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不在。

    学报执行主编称，出现问题“文责自负”

    据《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一位姓易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学报是“国家体育类13种核心期刊之一”。在该学报的介绍中，也标注有“中文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期刊》来源期刊”等字样。

    而许永刚正是该学报的副主编，但许表示，“我是挂名的副主编，不直接参与审稿，实际上这篇论文发表的那段时间也没有参与”。

    学报的执行主编黄晓春表示在发表前看过了这篇论文，对于参考文献没有标注页码、重复等现象，他说：“我们要求作者在引用时标注页码，但有些作者没有标注我们也没有办法”。“三条注释重复的问题，你说了我才知道”。

    他表示，他在10月中旬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反映这篇论文与2000年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基本雷同，“出了这件事情，也非同小可，因为许院长是领导嘛”。于是他将邮件打印了下来交给了许永刚。“但许院长也一直没有回复这个事情。”

    黄晓春表示，学报对论文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具有时代性、独创性和前瞻性，“如果出现问题就要文责自负，这是投稿须知中明确要求的。”

    而对于这篇论文是否存在问题，黄晓春则始终没有谈及，只是表示要根据国家通行的论文规范进行衡量。他也表示没有考虑过要追究谁的责任。

    许永刚表示，这件事情发生后，他非常重视。现在有人要他挂名，他都很慎重，一定要亲自看稿子。“前两天有人拿过来一个（原话如此，应为“篇”——记者注）稿子，署了我的名字，我首先把我的名字划掉了。”

    至于处理情况，许永刚表示，现在对两篇论文情况还不太清楚，“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要教育他，今后不要出现这些问题”。

    被抄袭者称：“我们自己处理，和为贵”

    针对两篇论文几乎雷同的情况，《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一文的第二作者、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郑吾真说，“他这种情况应该算是剽窃了”，“如果基本上按照原文全文抄袭，完全弄别人的东西，不太合适。”

    郑吾真说：“我经常对同学们说，必须靠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做‘历史永久牌’，不然的话就会昙花一现。如果抄袭，被别人给认出来了，对自己很不利，不应这样做。”

    郑吾真还认为，“这跟导师有关系，把关不严，这是作风问题。”但他表示他并不生气，从爱护学生出发，不要过多考虑这个问题，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犯错误难免，给人家发展的空间。“我退休了，已经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了。”

    而文章的第一作者、现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李艳翎的态度则出人意料，他表示，对于论文是不是雷同，“我们不要去做那个结论，我们只能说要在角度等方面进行考虑”。

    他一再声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处理，以人为本，和为贵”，“我们互相协商过，还有过一些约定”。而对于责任问题，他说：“我懂学术规范，但为什么要处理？没有必要。”他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大。“搞大也没什么结果”。对于这篇论文是否存在严重抄袭，他认为“不需要这样上纲上线”。

    “李艳翎是我的学生，当时做这个课题是我们跟他一起参与的。这个事情是我跟李艳翎一起商量好了。”许永刚说，他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体育系，跟李艳翎有师生关系。

    但他表示，他与李艳翎的合作开始于2003年前后。

    记者注意到，李艳翎的那篇文章在2000年9月已经发表。

    许永刚也反复强调，事情发生后，已经跟李艳翎进行了协商，并且达成了约定。

    黄晓春则表示，该学报编辑部之所以没有重视这个事情，是因为反映问题者不是“原作者”，“如果是原作者，我们编辑部就会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了”。

    刊登两篇论文的期刊。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

    被指抄袭的论文。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