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质疑与指责，杨金伟搬出《民法通则》第79条为自己辩护：“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他的自我辩护是虚弱无力的。按照相关的法律解释，失主需要支付的只是归还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即拾得者付出的成本，而并非报酬。除有悬赏广告的情况之外，拾得者无权向失主主张报酬。而失物招领公司作为企业，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若不能获得超出费用之外的额外报酬，经营者自然就成了冤大头。简言之，失物招领公司要想赚钱，就无法避免与现行的法律规定产生冲突。

    在我看来，失物招领收费——更准确的说是求偿，目前于法无据，却未必违反传统美德。若非要拿传统说事，那就查查历史典籍或民间掌故。人们会发现，拾金不还固然不道德，但失主不给报酬同样是要遭受谴责的，甚至还不为法律所容——如《大清律例》说，在马路边捡到钱，必须5日内报官，如果有人领，“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不给报酬反而违了法。对于拾得者而言，拾金不昧自然是道德的，将失物占为己有是不道德的；但对于失主来说，别人拾到东西还给你，你却不给任何报酬，难道就一定是道德的吗？失主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道德特权。

    法律也好，道德也好，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是平衡的，否则就失之公允。然而，仔细检视笼罩拾得者与失主之上的法律或道德规范，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却是明显的。如果拾得者不归还遗失物，在法律上便构成了“不当得利”，失主可以诉诸法律，法院按侵权之诉处理；在道德上更是一败涂地，必定会招致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若是失主坚持不给拾得者适当的报酬，却是理所当然。

    毫无疑问，拾得者在权利方面是弱者。即使是在以维护权利义务平衡为重要任务的政府面前，他们的权利也常常被遗忘。按照法律规定，遗失物、埋藏物、漂浮物……几乎一切无主物，都归国家所有。拾得者如果无法找到失主，惟一合法的处置办法，就是无偿交给有关政府部门。

    拾得者对于拾得物，是否有一种善意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是否能变成对失主的求偿权？法学家和立法者们需要回答。失主该不该向归还者支付报酬？有没有理由一毛不拔？道德家们也不能避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