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多部门联合发文对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此番下文是由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联合发文，在理论上存在颇多问题。

    首先，有违法治精神。我们知道，法院作为独立的审判机构，本来就应该尽可能与行政部门保持距离。否则，一旦具体的联合行为被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法院如何“独善其身”，又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维护好中立、公正的形象呢？事实上，这一点已广为诟病，连一些法院也已深悟这一点，并积极改正。比如，重庆市高院就曾下发《关于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法院应行使独立司法权，不得再参与行政部门的‘联合执法’”。

    其次，我们还应考虑，一旦有关当事人质疑文件本身，比如质疑文件的处罚幅度有悖上位法，谁将成为“联合发文”的上级主管部门呢？

    应该看到，单就《意见》本身而言，它并非具体行政行为，而是抽象行政行为（因为有法院的参与，说其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欠严谨的，但实践中只能这么定性），不具有可诉性，即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当事人若对《意见》本身有异议，是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

    按惯例，当事人只有向上一级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央有关部委并未成立相应的联合办公室，自然此路不通，而若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并被受理，就等于默认同级人民政府是同级人民法院的上级机关，显然有悖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由此看来，既不可诉，又无法走行政复议的路，那么，有什么正常途径可循呢？又如何保证联合文件不会侵犯当事人的利益呢？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法院与行政部门联合发文，比联合执法更加“错加一等”。

    一言以蔽之，有着中立性诉求的法院，还是少凑联合发文、联合执法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