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对国际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先生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年不仅是他的七十大寿，也是他第一部作品《曹寅与康熙》问世四十周年。近期，应北大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教授之邀，史景迁来到燕园，以“人文视野下的史学”为题发表演讲，与数百名师生分享了他几十年从事汉学研究的心得。

    史景迁认为自己与中国非常有缘。青年时期，他在国际著名汉学家房兆楹先生指导下走上专业汉学研究的道路，他的华裔妻子金安平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金毓黼先生的孙女。

    史景迁生在英国，在二十三岁之前，中国对他还是很遥远的事物。七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寄宿学校非常注重人文教育，文、史、哲是讲授重点，史景迁所接受的历史教育非常生动活泼。通过历史学习，淡泊名利、敢于牺牲、爱国尽忠、诚实守信、以人为本、追求真理、宽容大度、善于变通、知人善任等一系列人文价值观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十年寄宿学校教育还塑造了史景迁的治学风格。他深受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雷顿·斯特拉奇（L ytton Strachey）、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lfe）等人影响，还非常喜欢可读性极强的《圣经》，在后来的写作中逐渐养成一种以叙事为主的写作风格。

    然而，少年史景迁并没有接触多少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当时英国的时事报道也鲜有中国的消息，英国人当时往往以一种“天朝上国”的心态看待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据史景迁讲，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印度要从大英帝国中脱离出去。对于二战之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他和其他国民一样感到非常沮丧。

    史景迁与中国正式结缘是1959年。那一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到耶鲁大学当交换生。正是在耶鲁的课堂，史景迁开始领略到中国的魅力，并决定留下来攻读中国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中国当时对他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他发现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竟然和英国人是那么的不同。这激发他发奋学习汉语，练习写繁体字，修习更多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研究，史景迁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发现，当时西方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而对明末清初中国发生的重大变革较为忽略。史景迁注意到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他称之为满汉共治式双语“二元社会”的形成。这样，满汉关系问题就成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

    通过房兆楹先生的指导，以及阅读《红楼梦》时获得的灵感，史景迁最终决定以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与康熙的关系为个案进行研究。在房先生的帮助下，他来到台湾查阅清宫档案，发现了曹寅与康熙之间的大量书信，对清初皇宫家奴的作用及其与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于1965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次年，该论文以《曹寅与康熙》为题出版。这是史景迁的第一部作品。

    通过研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史景迁发现康熙皇帝并不像一个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者，而在生活中更像是一个凡人。康熙曾努力地学习汉语，但在朱批谕旨里还是会出现错别字。他和曹寅更像是一对友人，而非简单的君臣关系。史景迁发现康熙非常重视自己作为集满、汉文化于一身的形象，这成为他另一部作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974）的主题。

    在研究清初社会时，史景迁关注的不仅仅是宫廷的生活，还尝试着研究社会底层民众的情况。1978年，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问世，为读者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大历史背后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日益对外开放，引起了史景迁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于是创作了《利玛窦的记忆之宫》（1984）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988）这两部作品。利玛窦在中国生活长达二十七年，竭力调和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并积极传教，收获颇丰。而胡若望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曾被带到法国生活数年。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适应，结果闹了许多乱子，本人还一度被关进疯人院，历经坎坷，最终被遣送回国。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史景迁揭示了晚明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效果的强烈反差。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史景迁的兴趣转到近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活动，写了《“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1994）、《毛泽东传》（1999）和《皇帝与秀才》（2001）。史景迁认为，分析洪秀全、毛泽东、曾静为何敢于挑战当时的现行体制并提出全新的替代方案，不能简单地进行因果推断，而应采取更为人性化的方法，研究他们的人格力量对历史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史景迁又回到了四十年前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明末清初，研究重点却已从政治人物转向知识分子。史景迁试图通过研究明朝遗民张岱及其《陶庵梦忆》来反思明朝人文价值观的得失。而且，张岱生逢乱世，命运坎坷，对人的生存之道有极为深刻的见解，这正是史景迁关注的重点。因此，史景迁仍将以一种人文情怀来讲述张岱的故事。对于这部作品，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