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迎来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生化学界泰斗邹承鲁院士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登记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有200多人，邹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印制了460份彩版的材料，不到9点半，材料基本都发完了。屋外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几位白发苍苍的院士与年轻人一起等待着。

    大礼堂内摆满了花圈，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贴挽联。按照登记名册，应该有57个花篮，125个花圈。可花圈实在太多了，这个最大的告别室也放不下，工作人员只能把几个挽联叠挂在一个花圈上。

    “花圈都是租来的。”邹先生生前的司机商长春师傅说，“这是先生的意思。该花的钱花多少都不心疼，不该花的钱多花1分都心疼。”最贵的花篮是先生90岁的大哥从美国让人代订的，300元。

    告别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主持人，愿意来的人就三鞠躬送别先生。

    邹先生身着自己最喜欢的、只有在大场合才穿出来的一套衣服，安静地躺在花丛中。墙上的照片，他严肃的脸庞带着若有所思的微笑。

    屋内传来阵阵哽咽。大家都知道，这次，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先生都真的不会再开口了。

    一幅挽联这样评价先生：一代宗师，已将丰功垂青史；学界泰斗，犹存大节励后人。

    先生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为我国率先实现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创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建立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学说。

    更为公众熟知的是他晚年被媒体称为“科学真理卫士”。他曾经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

    “媒体和公众都不是真的了解先生的为人和成就。”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周海梦说。昨天深夜，他特地乘晚班飞机从浙江赶回北京，为的就是送先生最后一程。

    “先生不是晚年才说这些话，他一直在说。”周海梦说，“先生的功绩也不是因为说了这些话，他的学术成就远大于此。先生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一身科学正气使然。”

    有人不理解：先生功成名就，一大把年纪为何不颐养天年，还要跟别人吵来吵去？

    商长春给先生开了7年车，在他眼里，先生其实特别随和。7年来，邹先生每次用车，都用商量的口吻：商师傅，您有时间吗？明天我有点事情。

    可是他在科学上较真儿，从不退步。

    一次，商长春陪先生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上，一位报告人正在发言，说到一个数据，这位报告人用了可能或大概是百分之几。先生立刻打断了他：“你不要再讲了。科学上没有‘大概’、‘可能’、‘或许’。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含糊其辞。”

    一次，商长春问先生：假如有来世，你还会是这个性格吗？

    先生回答，改不了，肯定还是这样。我不追求官与不官，只追求实事求是。

    郝柏林院士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一大早来到八宝山送别先生。尽管与先生所从事的领域不同，两人也从来没有一起写过文章，但是这两个在科学界都以直言著称的科学家，一直彼此支持。

    “先生走了，科学界少了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郝柏林院士说。

    讲真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郝柏林院士感慨，那些行为不端的人可以随意说话，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必须下功夫找到足够的证据。“先生为了科学的尊严，没有什么个人考虑，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郝柏林院士说。

    廖俊明是邹先生学生的学生，正在武汉读博士。2003年初冬，先生曾经到武汉，他陪伴了先生几天。无论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还是为人，他都很敬仰。“先生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现在的声音很微弱，对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踏踏实实做学问。”他说。

    告别仪式结束后，先生的家人用火葬厂给的一个红袋子拎回了先生的骨灰。这是先生的遗愿：不买墓地，甚至连骨灰盒都不买。回到家后，先生的骨灰就装在他的岳母曾经用过的骨灰盒里。

    按照先生生前的意思，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自己工作过的中科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一部分埋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邹先生的夫人、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女儿李林院士的骨灰也埋在这里。

    本报北京12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