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白玫瑰的新娘，站在绑在自行车后座的小板凳上，“咯咯”地笑个不停，车把上悬挂着一对手捧带有“Love”字样红心的小熊。新郎欢快地蹬着脚踏板，在30多位学弟学妹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骑向举办婚宴的酒店。

    没有铺张的豪华花车队，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江泱，用普通自行车，迎娶了自己的嫁娘范晓平。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结婚，一辈子也不会觉得遗憾。”范晓平说。

    江泱则表示，“这种婚礼方式很浪漫。”

    这对新人的故事，今年春天，出现在北京大小媒体上。有关报道所蕴涵的寓意，远远超过了自行车上婚誓。它似乎意味着，人们开始反思疯狂的汽车崇拜，回望渐渐远去了的自行车王国的甜美景象。

    青春在两个轮子上飞转

    “如果说美国人是在汽车后座上长大的，那么，我们这代中国人就是在自行车后座上长大的，一点儿也不夸张。”北京某影视公司会计师申重说。

    缄默不语的自行车，见证了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成长的忧愁和喜悦。与四个轮子的汽车比，两个轮子的自行车曾是中国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

    1951年9月29日，一辆自行车从北京某产院接回了一个男婴。父亲推着自行车，后座上母亲怀抱中的婴儿被取名为王文澜。长大后，他成为中国著名的摄影记者，用镜头记录了30年间这个自行车王国的人文景象。

    “听我父亲说，接我的那辆自行车是从典当铺买来的外国货。1961年，父亲终于买了一辆国产加重28型的‘凤凰’自行车，可能考虑到4个孩子都是男孩，加重车抗磨。”王文澜说。

    这辆“凤凰”没有辜负王家的期望。“家里谁有事谁用。买粮食用它，上学用它，接送幼儿园的弟弟用它，看病用它，当然，约会谈恋爱也用它。直到1968年底，我们兄弟4个都长大了，自行车还好好的，就送给了河北老家的亲戚，继续发挥作用，成了他们的生产工具。劳苦功高啊！”这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几乎是满怀深情地回忆着那辆“凤凰”自行车。在感情上，自行车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这个伙伴曾和他“行影不离，跟相机一样”。

    那时，青春就是在两个轮子上飞转。王文澜经常伙同院子里的一群男女少年，骑着“凤凰”，到长城或十三陵疯玩。“骑车下坡时，那阵势，活像今天的环法自行车赛。现在每次想起来，都还很兴奋。”他笑着说。

    后来，自行车又陪伴着王文澜，在北京的各个胡同穿行。“它是胡同生活重要的组成细胞。磨刀、买豆腐的骑着自行车，谈情说爱、走亲访友的也骑自行车。”这时的王文澜，既是自行车文化的记录者，又是参与者。

    然而个人拥有一辆自行车并非易事，几乎跟现在买房差不多。买房还可以贷款，买自行车却只能靠省吃俭用。光有钱还不行，还必须有工业券、自行车票。申重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自行车票一般都是单位发的，100多个人才能分到一张，非常抢手。”

    今年52岁的申重对自己当年买自行车的景象记忆犹新。“1973年我买了第一辆自行车。因为没有自行车票，只好托关系，才买到一辆二手车，花了100多元钱。为这辆自行车，我攒了好几个月。”要知道，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均月工资才30元。

    为了让这辆二手车安全、好使，申重的父亲把工厂师傅请到家，给车闸点油，换零件。为此，“我爸还给人家做饭，还做了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的猪肉。那天大家都特别高兴。”提起已去世8年的父亲当初为满足自己对自行车的愿望所做的一切，她脸上露出了感激而幸福的微笑。

    “那时候的日子相当苦，幸福就显得特别宝贵和甜蜜。不像现在，买辆汽车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了。”申重说。

    自行车如此紧俏，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上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以及收音机，是很多女子向男方提出的结婚条件，就像现在女方要求未来的夫婿要有车有房一样。

    由此，自行车承载过许多欢喜冤家的浪漫史。成都大学退休教师刘玉玲和她的丈夫，正是在自行车上完成了他们长达5年的漫长婚约。

    “那时候，我们两人的住处离得很远，见面不容易。他有自行车，几乎每天傍晚，都会从城东骑车到城西来找我。但他不进我家，而是在阳台下，倚着自行车，用口琴吹苏联的情歌‘春天里的花园美丽’。这是我们的约会暗号。一听到口琴声，我就立刻冲出去，跳上他自行车后座，他就飞一般地骑到公园去。”59岁的刘玉玲回忆道。

    后来，她的订婚礼物是一辆红色的女式自行车。

    西方来的“洋马”

    王文澜家的自行车从“洋货”变成“国货”，大约可算作自行车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缩影。

    “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的自行车，最早是作为西人进贡的礼物，在同治年间进入大清皇室，因而被国人呼为“洋马”。据说，为迎接这匹欧洲来的“洋马”，同治帝竟令人把紫禁城的门槛砍掉，以保证自己能一路蹬踏通畅。

    在宫廷之外，权力者对自行车的极大兴趣，就表现得更为张扬。有报道说，李鸿章访问美国，在纽约街头邂逅一位骑着高轮自行车的女子，甚感新奇，居然邀她到酒店畅谈。

    而在远离帝都的广袤乡间民坊，“洋马”的景象由那些外出经商的人们口头传诵着。贩夫走卒、乡姑村妇未见识自行车真面目时，就已开始憧憬“洋马”预示着的美好生活。

    此时的中国并未发展出自己的自行车制造业。城市街头全是地道的“洋马”——英国“三枪”、德国“蓝牌”、法国变速赛车“飞燕”、日本“菊花”和“铁锚”等。“洋马”之风行，连李莲英的一个所谓孙子都在北京城开了车行。由于他身材矮小，还从荷兰进口了一批特制的“锤手”牌名车。

    1930年前后，中国商人在日本技师帮助下，采用进口部件，“攒”出了两款最早的国产自行车——“红马”和“白马”。

    国人蹬踏纯粹国产的“飞鸽”、“永久”、“凤凰”而行的宏大场面，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1950年7月5日，第一辆国产自行车“飞鸽”在天津“孵出”。紧接着，“永久”在上海诞生，“凤凰”也从上海飞出。

    由此开始，自行车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普及型的工业品，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消失的“流动长城”

    曾经，三种节奏和速度——行人、自行车、汽车——和谐共处，是当年中国各大城市的性格，优雅、温和而安静。

    王文澜注意到，“十字街头，绿灯一亮，自行车大军有秩序地涌动起来，看上去像流动的长城，气势浩大，却很平和，暗合了那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有外国记者更是从灵活平静的自行车洪流中，窥视出中国社会的道德秩序。西班牙《先锋报》称：中国真正的宝藏不是领先世界他国的外汇储备，而是健康的道德秩序。

    然而，秩序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破坏了。破坏来得悄无声息，没有预兆。

    “那推着自行车上班下班，约会、亲热、登记、吵架、打架、离异的流动长城，展现社会平等、人情世故的流动长城，忽然间就不知了去向。”王文澜有些哀伤地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0年城镇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自行车162.7辆，到2005年，下滑至120辆。

    “这是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情感上，虽然我们不愿意和自行车告别，但人们已经找到更好的代步工具。”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王凤和这样说时，显出一脸无奈。

    北京市2004年公布的数字表明，北京私家车拥有量已接近130万辆。按北京常住人口计算，每100人保有9辆私人汽车；按户籍人口计算，则每100人保有11辆。

    城市扩张使人们的活动半径拉长，“城中工作城外歇”，成为不少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北京大学的学生小蔡一家，住京城西五环外，3年前买了一辆奥拓汽车。“车对我们来说就是代步工具。我和父母都有驾照，这样汽车就被充分利用起来了。自从买了汽车，我们家没人再骑自行车了。”

    无庸讳言，四个轮子已取代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实力的标志。自行车的地位，随之大逆转。除了学生，骑车人似乎被烙上了“穷人”的印记。

    然而，“骑自行车和经济地位，不能挂钩。”正如王凤和所言。

    对王文澜来说，自行车更像是“一个失去的朋友，或亲人。从前它是生活的依靠，现在是休闲的工具。流动长城的风景消失了，想起来令人眷念而心痛”。

    “自行车王国”的新呼唤

    对于建设部要求一些城市重新恢复过去几年里因给汽车让道而废除的自行车道，有外电评论称，部长将不得不与那些市长们作一番斗争，因为在不断扩大的城市中，轿车远比自行车更能显示出市长们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

    然而自行车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存在，也是一笔现实的财富。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约有5亿辆自行车。该协会理事长王凤和称，应该对自行车进行再认识。

    今年6月5日，北京市民自发举行了“为首都多一天蓝天，每月少开一天车”的活动。这天，20多万北京车主承诺在当天不开车，利用公共交通、骑自行车，或步行的方式出行。

    曾在北京工作多年，现为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的王岩认为，“尽管路上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但自行车在人们心中仍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本人几乎每天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只有周末才会开车去郊区玩。

    他坚信，总有一天，政府和市民，包括有车族，会重新发现自行车的好处。“事实上，”王岩说，“自行车具有很多汽车无法企及的优势：益于健康、简单易学、节省能源、经济实惠、占地面积小、绝对环保等等。”

    社会学家李楯认为，作为交通工具，自行车的淡出并不意味着消亡。随着公众环保意识增强，一些人会重新选择无空气污染、无噪音污染的自行车。当然，自行车作为一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也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北京翠微大厦自行车销售部销售员杨山说，他平均每天能卖出10辆自行车，价格从200元到3000元不等。

    杨山一边忙着组装新到货的车一边解释道：“大部分人都买最便宜的，因为自行车总丢。便宜的车，丢了不会太心疼，再买新的。”

    据他介绍，目前市面上的自行车，除了“永久”、“凤凰”这些老牌子外，“捷安特”等新品牌以及折叠车、电瓶车等，也备受青睐。

    尽管中学生仍是主要消费群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开车人也开始购买自行车。王晓慧便是其中一位。她买了一辆电瓶车，专门接送孩子上下学。

    她说：“以前都是开车接送，路上经常堵车，堵得人心烦。现在骑车比开车还要快。骑车10分钟的路，如果遇上堵车，开车要开半小时。”

    在杨山的柜台，还有一些汽车主人购买折叠自行车，平时放在后备厢，一旦堵车又赶上有急事，就近找个停车场，停车，然后骑上车就走。

    仍在坚持拍自行车风景的王文澜，也在自家的越野车里贮备了一辆折叠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去拍照片，会更自由随意，视野也会更宽阔，没有遮拦。”他说。

    在国外汽车大举进入中国的今天，王文澜把镜头对准了欧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其他国家骑自行车的人。他感慨道：“尽管车的式样不同，但自行车和人的关系却基本一致，那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它是最被人随心所欲支配的，同时也是最被人亲近的。一个家庭无论有几辆汽车，仍会保留自行车。在这一点上，自行车与人类相辅相成，不会消失。”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