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提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我们能否避免死刑的错杀？我们是否应当把那个终极性的问题提出来——废除死刑。（南京报业网12月9日）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贺教授的提议，在现阶段的中国太书生气了一点。首先说明一点，虽然我不赞成在现阶段的中国废除死刑，但认同未来废除死刑。

    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阳春白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法不是主权者专断意志的表达，而是社会诸因素在漫长的历史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习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因素。埃利希更认为，从本质上讲，法律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首先，法产生于习俗，习俗是法律的渊源；其次，习俗支撑着法律的运作。只要大多数的国人目前都不赞同废除死刑，那么按照主权在民的原则，废除死刑就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贺教授的论证也许是过于想为自己的学者理想布道吧，从而使用了不当的逻辑。支持废除死刑的论点，不外乎这样几点。一、生命权是最大的，从人道主义出发，“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二、再完备的制度也不可能彻底避免在死刑问题上犯错误，但人被杀掉以后再也不可能复生了，这有违现代法治“宁纵勿枉”的原则。三、死刑并不能有效吓阻犯罪。等等。

    但是，贺教授却以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冤案，如聂树斌、杜培武、佘祥林等等，来论证中国需要废除死刑。这样虽然更能吸引眼球、引发公众的情感，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废除死刑，是不是就能避免冤假错案？

    我们能否避免死刑的错杀？的确不能。绝对完美的司法制度和绝对完美的刑侦过程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这好像与死刑的存在没太大关系吧，其原因恐怕得到现在还并不那么完备的司法体制里去找。就算中国废除了死刑，只有无期徒刑了，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在刑讯逼供相当程度上仍存在的情况下，聂树斌、杜培武、佘祥林们就不会被冤枉了吗？

    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一个体系完备、运转良好的司法体系是必需品，就像大米、鸡蛋等食品对个人生活是必需品一样。公众对于必需品的第一要求就是安全，其次才是品质。红心鸭蛋是品质优良的鸭蛋，但一旦公众知道鸭蛋里面有苏丹红，那公众就不敢买红心鸭蛋了。这种“免劣”的选择当然令人悲哀。但是，你并不能因此指责公众是非理性的愚民。仅仅相反，公众的选择正表明了公众是有理性的，只是这种理性和学者理想有距离罢了。事实上，在是否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公众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有权势背景的重罪犯人，只要没有判死刑，哪怕判的是死缓、无期，在一通减刑、保外就医的运作下，结果五六年就从牢里出来了。公众最担心的就是，一旦废除死刑，会不会连杀人偿命这样最朴素的司法公正都会被破坏？你不能说公众的担心是全无道理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还是尽量完备现行的司法体系，提高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增强司法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减少刑讯逼供，等等，让公众对司法——这条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产生安全感。然后再废除死刑，就会比较容易说服公众，让他们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