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因举报引起的报复性惨案、冤假错案频频出现，如何对举报人实施有效的保护成了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学教授屈学武认为，举报人举报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与政府的公权力有关联，举报人与公权力的掌握者双方力量悬殊，导致举报人面临着“羊”举报“虎”的困境。

    在力量上明显处于弱势的举报人，需要国家的公权力给予保护。“我国虽然在《宪法》中明确了公民有举报的权利，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领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法律规定外，我国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仅有的对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保障举报人或者证人安全的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个机关主要负责，具体由哪个部门来保护，这就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应该保护，实际上可能谁也没有保护，法律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何家弘说。

    何家弘介绍说，实际上，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出台过文件，对保护举报人作出规定，但是，这些零散的规定，尚不足以构建一个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体系。什么样的证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保护？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哪些机构应该承担保护之责？如果失职或推诿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清晰的答案，都需要在下一步的立法中予以完备。

    2004年8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施行了证人保护制度，曾被媒体报道为内地首创。但专家们认为，这仅仅属于司法范畴，适用范围有限。据介绍，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都有单独的证人保护法和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必要时，国家不惜重金，为举报人、证人及其亲属提供诸如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等措施，直至实施终身保护。在我国香港，30多年来民众实名举报的比例从33％上升到71％，其主要原因就是香港廉政公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证人保护条例，取得了民众的信任。

    作为多年研究证人保护问题的学者，何家弘建议，频频出现的举报人惨遭打击报复的事例已经敲响了警钟，对举报人的保护，要放在证人保护的框架内统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