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家在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父母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他虽然进了重点高中，但厌学，天天泡在篮球场上，学习成绩一直很差。

    “实在是被应试教育压抑得不行。”许多说，自己到现在还常做噩梦，梦见又在考试。而摇滚乐，让他找到了一个出口，更直接、更彻底地宣泄自己。他尤其喜欢崔健、张楚，觉得他们有思想。

    1999年下半年，许多来北京时的心情，就跟朝圣者一样。

    他去了一家音乐学校，那地方被称为地下摇滚乐的摇篮，聚集了全国各地热爱摇滚乐的青年。两年后的夏天，他从这所学校出来，在北京近郊的一个村子，租了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闭门写歌。小屋有一扇窗户，他只是透过这扇窗看世界，把自己封闭起来，跟外界隔离。

    开始还有种“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觉，写了一些表达自我的歌，有首歌是这么写的：别哭，冬天有些冷／但我们还有坚强／我们生来倔强／所以总在迷茫中前行／荒凉的旅途／寻找着一种东西／它让我们不再害怕／歌唱，不管数九寒天／用声音温暖这天空……

    封闭的时间一长，灵感枯竭，写出的东西也干涩，许多的信念开始松动，他感到迷茫。又得吃饭交房租，迫不得已，他走出小屋，去地铁、地下通道卖唱，挣些钱活命。一周唱三四次，唱一下午能挣三四十块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许多认识了同样在地下通道、地铁卖唱的孙恒。孙恒来自河南，除卖唱外，还常去一个为外来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机构参加活动。有一次，那家机构去一个建筑工地赠书，孙恒给工友们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许多跟去了，管摄像，这算是他们第一次去工地演出。

    虽然只唱了一首歌，但一下开阔了思路，让他们找到一些感觉。再后来，孙恒去天津一个建筑工地演出，回来谈到演出受欢迎的情形，大家颇受鼓舞，于是决定组建一个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

    他们只有两把吉他，大伙又凑钱买了一面大鼓，抽时间排练。正式演出的那天一大早，他们用一辆三轮车把大鼓和几个破旧的小音箱驮上，骑了一个多钟头，从五环外一直拉到二环内。

    许多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面唱歌，演出让他至今难忘。

    演出是在施工现场的一块空地里，工友们坐在四周的沙堆、砖头上，他们不停地叫好、鼓掌，反响极其热烈。以前，许多在地下通道卖唱时，虽然人来人往，但很少有人停下来欣赏，那是一种自弹自唱孤独的表演。而在工地为工友演唱时，感觉完全不同。这一次，许多是以一个准摇滚青年的姿态，给工友唱自己以前写的那些歌，一见大伙儿这么热情，他真的有些害臊。

    日后，演出多了，跟工友们接触也多了，他潜移默化地改变。许多住的村子有所打工子弟小学，他去应聘当了音乐教师。家访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个简陋的家，但却又怀抱希望努力地生活；冬天，他去工友们的工棚，里面冷如冰窖，但辛辛苦苦干一年活儿，却还为拿不到工钱发愁。

    他不断地反思，重新给自己定位。“我觉得自己以前生活得空虚，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出门在外的打工者。当初的摇滚青年，只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符号，空得很，自以为看清了世界，其实还是雾里看花。而现在，我又重新回到了地面，再写歌时，也有了转变，从只写自己到开始关注别人。”

    许多写出了《打工号子》这样的歌。这首歌第一次在工地演唱时，就受到工友的欢迎：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儿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唱到“嘿呦嘿呦嘿呦”时，全场的工友都跟着他一块吼唱。这么多人在唱自己写的歌，许多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过瘾，脸发烫，心狂跳，大受鼓舞。

    “我开始写这种歌，还是一种压抑中的呐喊，后来变成讲述大家的故事。只有融入他们中间，才能写好。”许多参加了“农友之家”，这个机构每周给农民工举办各种讲座，请打工者讲自己的经历，还办有小报。

    他写过一首歌，叫《一个村里来的小伙》，说的是一个跟着老乡来城里打工的小伙儿，来之前通过电视看到城市的美丽，也就有了幻想。来到北京后，看到霓虹闪烁，高楼林立，比电视里还漂亮。城里人对他说：好好干，只要你有梦想，将来就能和我们一样！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辛苦地干了一年，还不一定能拿到工钱，而那些人说的话，就像天上的馅饼，是不会掉下来砸到自己脑袋的。

    “出路在哪里？这需要我们自己去走、去摸索，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生活。表达是我们的权利，当人情绪低落时，诉说诉说生活的艰辛，可以让自己释放一下，然后明天接着干活儿。”许多说。

    许多第一次见到来子，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正茫然地蹲在马路边。

    来子20多岁，在他的老家，人们管大米叫“来子”。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一天夜里清扫工地前一段马路时，遇到几个喝醉酒的流氓，追打他，头被打破，虽然报了警，但没着落。工头却因此把他开除了。来子要这几个月的工钱，工头又推托说要到年底才发。身无分文的来子，跑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可工作人员要他拿出劳动合同，工头哪有和来子签什么合同。所以，出了举报接待处，来子便迷茫地蹲在路边。

    许多向来子介绍“农友之家”，让他去参加法律维权培训，来子去了。在那段时间，来子写了《北京、北京》的歌词：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

    “读第一遍，我就被打动了，它说出了千千万万在北京打过工的人的心里话。”一口气，许多给来子的《北京、北京》谱了曲：记得那年我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磕磕碰碰／坎坎又坷坷／心中的辛酸不知向谁说／一年一年过去啦／我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钱倒是没有挣多少／委屈却受了一大把／我心中的姑娘／你到底要何时才会出现／我心中的梦想／已慢慢模糊了／北京啊北京／你是否还是我心中的北京。

    许多还写了一首新歌叫《六里桥》。六里桥有北京最大的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因为邻近西客站和一个长途汽车站，好多来北京打工的人下车就直奔六里桥。路边坐着一堆堆、一串串找活儿的人，随身带着行李铺盖、干活儿的工具，手里举块牌子，写着自己能干的工种。木工、电工、厨师、保姆等，啥活儿都有。

    许多在六里桥跟农民工做过访谈，了解到不少内情和故事。在六里桥等活儿的人，一般只接零活儿，因为干长工的话，工钱很容易被克扣拖欠。他们接一个活儿，干几天，干完了再来等活儿。但上当受骗的事还是经常发生。比如有黑保安公司把人招走，关在一座大院里不让出去，讲些恫吓的话，把人驯服后，再送去做保安或干别的活儿，但工钱由黑保安公司直接领取，真正干活儿的人却拿不到一分钱。所以，在六里桥，许多见到不少身穿保安服的青年，他们大多是顾不得拿行李，直接从干活儿的地方逃出来的。还有人被骗到外地去干活儿，到了地方才知道是黑砖厂或黑煤窑，有专门的打手，不听话、不干活儿就打。

    六里桥的人慢慢也有了经验：一般来说招保安的，没人会去；碰到招人去外地干活儿的，先假装答应，再想办法把对方买的火车票拿到手，最后，在检票上车之前溜出车站，把火车票退了跑掉。

    许多能感受到在六里桥等活儿的民工们无奈的心情，也看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不规范，受损害的是打工者，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和维护，而且维权成本极高。

    《六里桥》唱道：六里桥，俺们的根据地／大伙在这儿打零工／这样可以防止上当／这是大伙一致的意见／白天大伙在六里桥／晚上就睡在西客站／到了冬天就去南方／辛辛苦苦，为的是把钱赚。

    许多他们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已经出了第一张音乐专辑，唱片公司说发行了10万张。拿到版税后，他们在北京东六环外的金盏乡皮村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现在，第二张专辑正在录制。他们想把“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做成品牌：一个打工群体大众文艺的品牌。计划每年出一张专辑，大家写，大家唱，只要是反映打工群体的优秀音乐作品，都可收录。许多说自己现在写歌，不缺故事，不缺素材，好多内容都来自打工者，要写的东西挺多。

    就快30岁的许多，已不像刚来北京时那么孤单和懵懂，他有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哥们儿，也找到了自己的写歌路子：创作“打工民谣”。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要写这个时代的民间文艺、劳动者的歌。“肯定不像校园民谣那么唯美、缠绵、精致，而是粗糙粗犷的，透出血和汗的气息气味。它不是让人沉醉在虚幻和迷茫中，而是直面生活，是快乐就唱快乐，是苦难就说苦难。有了直面的勇气，才有反思的力量，才有改变的可能，通过歌声，来叫醒自己的神经。”

    前不久，他们又用DV拍了一部小电影《顺利进城》。讲的是一个名叫顺利的农村青年，头一次来北京打工的遭遇。首映式定于元旦在皮村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