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鸿隽死后40多年，一本关于他的文集得以面世。这件事，让一名研究他的学者感叹道：“到底有人想起了他。”

    如今，“科教兴国”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在80年前，任鸿隽就发出“科学救国”的呼声：“推进科学的有效方法，就是要把科学当做国策。”

    翻遍所有回忆和记叙任鸿隽的文章，几乎找不到对他容貌举止的形容。与他那位风采照人的太太陈衡哲女士相比，“淡泊名利”的任鸿隽，常常被人忽略。

    不过，历史却记住了这名瘦高个的谦谦君子，对“科学精神”的一番透彻分析。

    任鸿隽说，“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而就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

    “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

    他批评国人以急功近利的心态看待科学，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就，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殊不知，科学其实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

    因此，在国家落后，许多人血脉贲张之际，任鸿隽得出结论：“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做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做法。

    他对科学纯粹性的强调，被人们视作科学精神的完美阐释。有后世的学者看完这段话后犹如发现了知音。事实上，在当下科技体制中，不正到处充满着“工程”和“项目”吗？有能力者往往不如“长袖善舞”的人受欢迎，这正表现为任鸿隽所提倡的“为学而学”精神的缺失，于是乎“为利而学”的价值观大行于世。

    当年，任鸿隽之所以投身化学专业，据称是因为不忍目睹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不过后世研究者注意到，这名到处鼓吹“科学真谛”的化学家，毕生几乎没有任何科研成果。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对“科学文化”的卓著贡献。

    任鸿隽始终坚守，“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

    他和好友杨杏佛、赵元任等人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亲任编务。他事先声明，拒绝“一切政治玄谈之作”。他秉持，“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

    任鸿隽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浑身上下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他这种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执著探求，也被认为是养成“现代人格”的前提。

    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任鸿隽曾告诫同僚：“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

    他一直抱怨，国民党政府不重视科技，只“委之于少数人的热心倡导，自生自灭”。出于对“独立原则”的秉持，他组织的中国科学社，始终保持民间立场，经费完全自筹。

    他完全弄不明白时代巨变的深刻含义，或许是“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1951年，任鸿隽主办的《科学》月刊宣告停刊。后来，他似乎“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此后的科学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

    1960年，中国科学社将所有财产捐献给国家，并停止了活动。次年，他带着“科学救国”的旧梦，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