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最终没火起来，其中的歌手或乐队在之后的岁月里要么自生自灭要么改头换面，以本来面目坚持到现在的似乎一个也没有。“大头鞋”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

    我当年买过“中国火”，也听过收在其中“大头鞋”乐队的两首单曲，印象除了挺闹的没别的感觉，对其主唱也没留下什么鲜明印象。想不到没过几年我和高岩松成了朋友。

    高岩松的经历挺有典型性，他祖籍山东，父辈支边到了黑龙江伊春林区，他便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因为热爱音乐，加之青春期反叛，他高中退学，背着把吉他只身一人闯荡京城，像许多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外地艺术青年一样，他也是一开始在圆明园一带立足，过了一段物质匮乏精神丰富的日子，之后自组乐队艺术小有所成，刚刚冒了点头，但因为自身积淀不足以及运气不佳，很快便被市场化大潮淹没而悄无声息了。

    我认识高岩松是在1998年，那时他在东四开了家叫“忙蜂”的酒吧。那时北京的酒吧业起步没多久，尤其像“忙蜂”这种以艺术为主题的酒吧更是凤毛麟角，“忙蜂”生逢其时，成为那时北京艺术家的一个据点，印象中每逢周末，“忙蜂”便火爆异常，以摇滚演出为主，兼有诗会和实验话剧，当然“忙蜂”最终被关闭也与此类演出有关，理由似乎是没有演出执照之类的。

    我第一次去“忙蜂”赶上的是一个冷清的日子，酒吧里空空荡荡，带我去的朋友与老板（即高岩松）有几面之交，坐下没多久，见一酷似贝克汉姆的家伙嬉皮笑脸地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叫高岩松，聊了两句便开喝，我在酒吧里喝酒总是提心吊胆，觉得酒贵，但那天高岩松上来就说头两扎算他送的，我知道很多酒吧老板为了揽客都会玩儿这一招，但送完头两扎也就打住，然而那天高岩松却是没完没了地送，并且买卖也不照顾了，坐下来跟我们推杯换盏，很快哥仨就全喝大了。

    打那以后，高岩松真成了我的酒友，而且是铁杆酒友，几乎每周必在一起大醉一场。

    高岩松酒量惊人，我曾亲眼目睹他喝了一瓶高度白酒一瓶低度白酒大半瓶红酒及若干瓶啤酒，那天众人散去，老高面对一桌残羹剩菜，执意要打包带走，说都是好东西，大约打了七八个快餐盒，被他拎回了家。据说第二天中午他女朋友懒得做饭就用微波炉热了两盒剩菜，并焖了点米饭自顾自吃得正香，其间她舀了一勺宫爆鸡丁正想往嘴里送，忽然发觉不对，细一看，她的勺里除了花生仁和鸡丁，还有一个烟屁股及一个啤酒瓶子盖！顿时她女朋友直奔厕所呕了半天，然后冲进正在卧室中昏睡的高岩松，大吼：“高岩松，你他妈干的好事！”据老高说，这是他女朋友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粗口。

    高岩松好酒，但他并没有沉沦为一个酒鬼，我想这与音乐有关。这些年来，音乐仍然是高岩松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他一直在不停地写歌，他的专辑《蛰伏者》一两年前就录好了小样，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公司，我觉得他的音乐不能说有多么动听（他似乎也不想“动听”），但至少比市面上流行的许多音乐强多了，加之高岩松酷似小贝，他至今没能东山再起颇耐人寻味，有朋友说他的名字起坏了，本应属于他的风光全被白岩松和高晓松给占了；还有朋友说《蛰伏者》这名也不好，这不是找埋没吗？对此老高的说法是：名字是不改了，再写写看，我觉得节气不对，还没到惊蛰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