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20日，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西雅图的弗莱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因肺炎病逝。萨根所供职的康奈尔大学于当天发表讣告说，萨根是天文学家、教育家和作家，而且或许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普及家。在此之前，萨根已经与一种罕见的骨髓疾病进行了两年的搏斗，其间曾经接受过骨髓移植手术。

    萨根逝世的时候只有62岁，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可谓天妒英才——但是萨根本人却未必能认同这种说法，因为在萨根的世界观里没有人格化神灵的位置。对于萨根，科学所揭示出的大自然的奇观本身就已令人惊叹了。在他的后半生中，萨根一直致力于把这种科学的启示通过书籍、报纸和广播的方式传递给公众。

    “同行更容易接受他作为科学代言人的角色”

    1934年，萨根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普通家庭。8岁的时候，萨根就开始认为在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一定存在着生命——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探寻的一个题目。1951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56年，他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他又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萨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没有人知道浓密云层之下的金星表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甚至有人想象金星的表面布满了繁盛的动植物。萨根根据金星自身的辐射特征，计算出金星表面是一个酷热的世界，甚至可以融化铅，这是萨根的科学成就之一。后来，苏联的金星探测器证实了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500摄氏度。造成这种酷热世界的原因是极端的温室效应。几十年后，当“全球变暖”还未成为媒体的热门关键词的时候，萨根就向公众警告了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也许不会像金星那样极端——可能带来的风险。

    萨根的其他贡献还包括对火星表面颜色、季节变化的解释（不是由于植物生长，而是由于巨大的火星沙尘暴），以及对土卫六“泰坦”和木卫二“欧罗巴”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太阳系“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代，萨根参与了许多行星探测器计划。例如他参与的水手号和海盗号火星探测器的研制，试图在火星上发现生命活动的迹象。在后来的先驱者和旅行者行星探测器计划中，萨根先后提出让探测器搭载镌刻有人类问候信息的金属板和金唱盘，后者就是广为人知的“地球之音”唱片。

    “尽管萨根以科学普及家的身份著称，但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出版的《怀疑论调查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上，美国宇航局外太空生物学研究所的大卫·莫里森（David Morrison）撰文指出。莫里森是萨根所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科研上的成就让他的同行更容易接受他作为科学代言人的角色。”

    “激励着世界上的许多年轻人投身于科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萨根就投身科普事业。1966年,他与苏联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I．S．Shklovskii）合作撰写了《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一书。1968年，萨根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他获得了教授职位，主要从事行星天文学的研究，直到逝世。1973年，他出版了《宇宙联系》一书。

    1978年，他的《伊甸园的飞龙》一书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然而真正让他成名的是两年后的一部电视片。电视常被称为“傻瓜盒子”，但是萨根充分利用了电视的优势。在这部制作历时两年、共13集的电视片《宇宙》中，萨根不仅担任了编剧，还作为贯穿始终的解说人出镜，带领观众体验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把微小的原子与广袤无垠的宇宙联系了起来。

    1980年秋天，《宇宙》在美国公共电视台一播出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个80年代，没有任何其他在公共电视频道中播放的节目超过《宇宙》的收视率。据统计，该片已经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播出，观众人数约达6亿。萨根本人为该片撰写了一部同名的图书，连续数十周处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仅英文版就发行了数百万册。

    《宇宙》让萨根名利双收，但更重要的是他让美国公众——特别是那些平日并不关心科学的公众——接触到了科学之美。该片播出的第二个月，萨根就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时代》把萨根称作“科学的演员”（showman of science）。莫里森回忆说，萨根在制作完《宇宙》之后回到了康奈尔大学，但是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默默无闻的状态了。“人们在街上拦住他，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打扰他，告诉他，他们多么喜欢《宇宙》，或者向他索要签名。”

    1984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以200万美元的“天价”稿酬，购买了萨根的科幻小说《接触》。13年后，《接触》改编成了电影，由著名导演罗伯特·赞米基斯（Robert Zemeckis）执导，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电影上映时萨根已经逝世，因此片尾特地打出了“献给卡尔”的字幕。虽说是科幻，它的情节却非常严谨，其中的“外星人”也一改以往电影中邪恶的形象。

    萨根的科普书籍后来都相继获得成功。1984年他写了《彗星》一书，1992出版了《被祖先遗忘的影子》，1994年出版了《暗淡蓝点》。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还完成了《魔鬼出没的世界》和《数以十亿》两本书。

    美国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在萨根逝世后曾评论说，卡尔·萨根比其他任何他能想到的当代科学家都更清楚用什么激起公众对于科学的奇观和重要性的热情。卡尔·萨根所在的康奈尔大学天文系的前系主任耶范特·特奇安（Yervant Terzian）说，卡尔·萨根的工作启发和激励着世界上的许多年轻人投身于科学。

    “他是怀疑论的马丁·路德·金”

    萨根对于地外生命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弱过。在《宇宙》中，他曾说，如果哪天发现了外星人，没有谁会比他更高兴。但是，萨根也不相信所谓的“不明飞行物”（UFO）是来自外星的智慧生命的飞船。

    1947年以来，“飞碟”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神话，变得越来越流行。1969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萨根和其他怀疑“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的飞船”的科学家一起，与赞同不明飞行物来自地外文明的人士进行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后来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在会上，“他使用了一条怀疑论的标准，这条标准常常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非同寻常的主张，需要非同寻常的证据。”莫里斯写道。

    既然萨根成为了科学的代言人，他与伪科学的交手也就不可避免。萨根是一位著名的怀疑论者——对各种超常主张进行质疑，对证据严格要求。科学方法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另一场著名的辩论发生在萨根与维里科夫斯基之间。维里科夫斯基的《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本著名的伪科学著作，维里科夫斯基把神话和传说当成了真正的历史，牵强附会地解释了一番（例如，他提出从木星飞出的一颗彗星，真的为地球带来了从天而降的食物），倒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在197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组织的辩论会上，萨根和维里科夫斯基当面交锋。此役过后，维里科夫斯基的理论便走上了穷途末路，不久几乎销声匿迹。

    1976年，包括萨根在内的一批怀疑论者成立了超常主张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发音近似“科学警察”），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媒体对于所谓“超常现象”的过分关注。今年11月这个组织改名为CSI——怀疑论调查委员会。

    “卡尔留给怀疑论界的遗产是他的最后一本书《魔鬼出没的世界》，这本书于他逝世的那年出版，现在已经成为了怀疑论的经典著作，每个人都去读它，”怀疑论者学会主席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告诉笔者。在《魔鬼出没的世界》里，萨根讨论了各式各样的伪科学理论，从所谓的“外星人绑架”到李森科主义，从火星上的“人脸”到占星术。

    舍默在1996年的一篇缅怀萨根的文章中回忆说，1987年萨根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做了一场关于怀疑论的演讲，正是这场演讲改变了他的人生，最终让他成立了怀疑论者学会。“萨根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是怀疑论的马丁·路德·金。”

    不过，怀疑论的马丁·路德·金并不需要超自然的信仰，人格化的上帝在萨根心中并没有位置。天文学家菲尔·普雷特（Phil Plait）说：“萨根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不需要把宇宙当做一个超自然的创造物来对其进行探索，仅仅是对它进行自然探索，就已经足够了。”普雷特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一个名为“糟糕天文学”的网站，专门揭露天文领域的伪科学。

    一位和平主义者的追求

    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萨根随即公开批评“星球大战”计划根本无法起到“核保护伞”的作用，它只能让核裁军变得更加困难。1986年，为了抗议美国进行核试验，萨根还曾故意跨进内华达核试验场的警戒线，被警察逮捕。

    1982年，美国宇航局的4位科学家着手对核战争的后果进行研究。他们初步的计算发现，一场全面核战争过后，被核武器毁灭的城市释放出的烟尘会遮蔽天空，可能使全球变冷。但是他们的研究受到了上级的干扰，里根政府不愿意看到有科学家出来说丧气话。于是，这组科学家向萨根求助，既寻求技术上的支持（萨根曾经研究过金星和火星的大气），也寻求政治上的支持。

    萨根热情地加入到了这个研究团体中，他凭借自己的地位，不仅让研究继续了下去，还让全面核战争的后果广为人知。这就是如今我们知道的“核冬天”理论——全面核战争导致大量城市被毁，城市燃烧放出烟尘颗粒。这些烟尘遮蔽了天空，导致地面温度降至零下数十摄氏度。与此前人们认为的相反，核战争不存在赢家，除非有人故意想毁灭人类，因为核冬天会对整个人类文明造成致命的打击。

    萨根倾尽全力宣传“核冬天”的理论，在报章杂志上撰写文章，与右翼人士进行辩论。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理论也带到了苏联。萨根的工作影响了美苏两国政府的核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他们互扔核弹的天真念头。

    和解与合作是萨根一贯的追求。1988年，萨根应邀撰写关于美国和苏联关系的文章。在这篇题为《共同的敌人》的文章中，萨根呼吁两国联合起来对付人类面对的一系列“共同的敌人”——包括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严重环境危机。他在倡导合作的同时指出：“我并不反对健康的竞争……让我们在艺术和科学上竞争，在音乐和文学上竞争，在技术创新上竞争……让我们在消除苦难、无知和疾病上竞争，在尊重世界各国独立方面进行竞争，在制定和贯彻一种负责地保护地球的伦理方面进行竞争。”这篇文章在两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如果萨根活着，他“将陶醉于卡尼西和惠更斯行星探测器，以及火星探测任务的发现”，萨根的遗孀安·德鲁彦（Ann Druyan）告诉笔者。然而这个世界似乎又没有太大的变化。暴力和冲突依旧困扰着一些地区，仇恨和迷信在一些地方甚嚣尘上。可以说这个世界变得比10年前更好吗？

    德鲁彦说，萨根把原教旨主义、迷信和民族主义视为人类进化史上残留下来的东西，它们是人类发展的前科学时代的遗迹。“他相信科学方法会提供希望，让这些毁灭性的倾向变得不再神秘，剥去它们的仪式和神话的外衣，让人们看清它们的真面目。”

    1980年，在电视片《宇宙》的最后一集中，萨根把话题从宇宙引向了人类本身。这是科学带来的启示，也是萨根留下的真正遗产。正如他在片尾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代表了宇宙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因此——

    “我们应该忠于整个人类物种和地球。我们为地球呼吁。让我们生存下去，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义务，也是对这个古老而广阔，孕育了我们的宇宙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