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12月10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了王西麟的3部交响音乐作品，包括刚刚完成的第五交响曲。我去听了，扣人心弦，直抵灵魂。演奏结束后，全场观众掌声经久不息，作曲家竟两次登台谢幕。下台后听众争相与他握手，表达强烈的共鸣。

    毕：我在北京音乐厅听过他的第四交响曲演奏，也从录音里听过他的第三交响曲，知道他是一位思想深沉的作曲家。他年已古稀，一生坎坷，念兹在兹的是中国苦难的历史，表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九死不悔的精神追求。他不是以轻松的音符取悦听众，而是以沉重的旋律唤醒历史的记忆。特别是“献给中国史和人类史过去的一世纪和新来的一世纪”的第四交响曲，可以听到从混沌和迷茫中的觉醒，迷茫、漂泊、思索，可以听到灾难、扭曲、破碎、冲突，可以听到光明与黑暗、智慧与蒙昧、庄严与委琐、升华与堕落、捍卫良知与寡廉鲜耻的反复抗争。这样的交响乐作品，出自中国作曲家之手的很少。

    梁：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颂歌、战歌，近些年更多的是情歌，还有都市的流行音乐。人类有多少种情感，就会有多少种音乐。音乐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一种色彩都有存在的价值。王西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音乐是否可以表达知识分子独立的严肃的思考？这种直面人生痛苦，指向悲剧性思考的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是否需要？音乐会的成功，似乎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毕：不光是音乐，任何艺术都可以表达思想，都可以履行思考的功能。严肃的思考未必没有观众和读者。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想，引发争议比没有反响更好。有一点应当没有疑问，那就是：电视节目的功能不只是宣传和娱乐，电视也可以让人思考。

    梁：王西麟的作品，以毫无粉饰的态度思考民族和人类的重大主题。国外已经有音乐界人士把他和肖斯塔科维奇等已故大师的名字相提并论，评价非常之高。这种评价是否合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这样一位作曲家，在国内却相当寂寞。他的作品，有时一年才能获得一次演出机会，有的作品，完成几年、几十年后才有机会演出，演出了也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毕：交响音乐不同于流行歌曲，演出需要庞大的乐队。演奏深刻博大的作品，还需要有一流的指挥家，才能使作品的内涵得到完美的表现。这些都需要经费。各种条件凑在一起，很不容易。所以，一部交响乐的诞生，比一百首流行歌曲难度都大。

    梁：不久前，刘军宁等学者呼吁，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起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却仍然很苍白。精神和物质不能同步提升，使我们这个民族只能跛足前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产生了几个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实在是太少了！某些已经具备大师实力或潜质的杰出人才，我们往往自己不知道他们的价值，不懂得给予尊重。有的要等外国人认可之后，我们才给予善待；更有的，国际认可之后，我们仍然不愿意善待。

    毕：作为一个音乐家，王西麟本人的经历，非常值得注意，他在上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中就成了专政对象，被发配到山西雁北，经历了无数人间苦难。这一段经历，成为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理解他的音乐，先要了解他的经历。音乐家有不同的类型，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作曲家，比如谭盾、叶小钢和郭文景，和王先生的精神背景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背景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高度。这些作曲家晚近的作品，就像张艺谋、陈凯歌最近的电影一样，已经看不到精神层面的追求，甚至看不到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倒是油画家陈丹青、李斌的作品，还有精神追求。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一代中国艺术家，基本上是一代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成功“艺人”，所欠缺的是知识分子的气质。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未来价值：不能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增加新东西，文化史上难有崇高的地位。而像王西麟这样始终保持艺术良知和精神品质追求的艺术家，最终会获得他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