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1913~2001）安徽东至人。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来，周一良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博士，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他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而这方面的权威陈寅恪对他也是赞赏有加。

    然而几年以后，周一良仿佛变了个人：他全然放弃古代史，转而研究亚洲史；他烧掉拉丁文书写、羊皮纸制作的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末了还加一句“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最终，他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清除封建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

    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一位署名“老朋友”的人写信给他，一张信纸上只有四个毛笔大字：“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气呼呼地说：“我一头扎未名湖算了”；至于陈寅恪，干脆在文集再版时，删掉一段回忆周一良的文字。

    偏偏周一良本人浑然不觉。当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他也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悔的是当初没有参加革命，也未去后方，而是跑到当时号称天堂的美国去读书；恨的是自己出身剥削阶级……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

    周一良出身于至德周氏家族，曾祖官至清末两广总督，叔祖父就是与张謇并称“南张北周”的实业家周学熙。作为家中长子，周一良一向谨言慎行并循规蹈矩。

    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汉学家牟复礼约他联名给赵元任寄张卡片，被他拒绝，原因是牟复礼曾经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

    那时的周一良，把“文革”炼狱看作是改造自己难得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的地步。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一良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的形象，大相径庭。

    及至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

    后来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位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又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世家私塾的古文教育又派上了用场。曾和他一同批判胡适的田庆余，也是用胡适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成绩。

    可惜时光早已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周一良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解放以后，我写过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

    在那次追悼会上，周扬特意安慰他：“今后好好吸取教训嘛！”他当时暗想：“组织上调我进粱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你自己也人仰马翻，又怎样去吸取教训呢？”

    他仍然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这位百般委屈的书生，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他常引用《圣经》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

    对此，后辈研究者称，周一良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但“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这种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

    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口述文章，托人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