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说，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个地方要发展非要从中央的战略谈起不可。“提战略的意思就是要钱。大战略要大钱，小战略要小钱。”然而，作为一个生长在中部的研究者，他不认为，通过跑北京要项目就能让自己的家乡快步发展起来。

    “如果中部六省把眼睛都盯在中央的钱袋子上，那还是要继续落后下去。”怎么办？他开出的药方是，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虽然现在政府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砸自己的饭碗，但是王东京认为不改革不行。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也持类似的意见。他说，一个好的体制无非是能动的企业、竞争的市场和科学的政府管理的混合体。可是，目前在中部地区这三样哪一样也没有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

    范恒山指出，中部的一些政府把企业管得还比较死，还比较喜欢弄市场封锁，这就带来了诸多弊病。“市场七零八落，企业也活不好，政府该做的也没有做到位。”但是，他理解，只要政府还是投资型政府，就不可能不招商，招商了就不可能不进行市场分割。“不能让别人的产品进来，进来了我的企业怎么办？政府的税收怎么办？”因此，政府必须先要革新自己，转变职能。

    他建议各省的官员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要总是怕肥水流到外人田里。越封闭越落后，结果往往是区域经济说不上，自己的资源和要素也没有激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则指出，中部面临的形势已经和东部当年的形势不同了，靠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换来财富的粗放式增长已经碰到了“顶门杠”。他相信，如果中部省份能够建设一个比较好的软环境，一定不愁国外、国内的投资家不来。“为什么好些企业愿意去上海？因为上海的政府干事儿规范，不像有的地方什么事儿都得靠钱打通关系才能做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