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在许多地方，家家户户总少不了挂上几幅年画。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商业文化的冲击，这些传统的民间习俗和文化，正在急遽地消失。

    然而，台湾的《汉声》杂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抢救、保护和发扬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到目前为止，他们抢救了数十种濒临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出版了杂志140多期，每一期都是一册厚厚的书，内容涉及民间文化、民间生活、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若干方面。《汉声》由此被喜爱东方文化的中外人士称为中华民族的“无尽藏”，2006年5月，被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佳行家出版物”。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汉声》合作陆续推出简体版的《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丛书。丛书的第一辑，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间美术和工艺为主，包括《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戏出年画》、《夹缬》、《蜡染》、《蓝印花布》、《剪花娘子库淑兰》、《杨柳青年画》、《虎文化》、《美哉汉字》10本书。目前已出版了前4本。其中，《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一经推出，便荣获了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

    《汉声》杂志发行人兼总策划黄永松认为，这些书不只是从文化上寻根溯源，而是详细地记录了工艺制作的过程，探讨了工艺所代表的生活哲学与传统文化，为“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播下了粒粒种子。

    “小传统文化”是不可忽视和取代的，它是人类文化基因库的组成部分

    记者：在一般人看来，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指《论语》、《老子》、唐诗宋词等文化经典，而年画、风筝等民间工艺和民间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声》的编辑们从1971年就开始奔走于民间，完成大量民间文化的收集和整理。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些民间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黄永松：我国幅员广阔，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读书人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在农工商人群中，文盲人数特别多，但传统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仍然能延续下来，就是因为有了所谓的“小传统文化”的教育。而民间艺术、民间智慧正是“小传统文化”教育的很好教材。

    比如年画，每到过年，人们都要在家里贴上年画，并且悬挂一年半载的，这就变成了教材。因为小孙子看到年画就会问爷爷：那个很凶的人是谁？爷爷就告诉他：那是张飞。那个红脸的人是谁？那是关公。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爷爷就会把当时的历史故事讲出来。这种口授相传的方式就成为民间文化教育的主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先接受的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然后一些有条件的孩子才进私塾念书。又比如曹雪芹的风筝谱，各种图谱都有一种吉祥的涵义。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对于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美好的追求。像“佛”、“喜”这些字，早已深深地刻在孩子的心里。

    所以，我认为，“小传统文化”是不可取代和忽视的。从文明的演进来说，中华民族的基层智慧和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民间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基座，传统思想、唐诗、宋词等都是在这个基座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上层文化要发扬，基层文化也要发扬。

    记者：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在采访您时，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今天的社会可能并不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些东西，但我们是在为未来的人类建立文化的基因库”，为什么这么说呢？

    黄永松：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华文明要提升，并且要为其他民族的文明提升贡献力量，让大家共同来分享人类曾有的美好的、智慧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基因库不只是为自己准备，而且为整个人类作出贡献。因此，从这个使命来说，我们就非常有信心，即使走得慢一点，只要思路正确，找准深度高度，就一定能做得很好。

    “地球村”中只有一种花朵很单调，21世纪更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特色

    记者：在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人类似乎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那么，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古老的传统民间文化还有意义吗？

    黄永松：在21世纪，科技的进步让全世界的人们拉近了距离，通讯、网络让人们没有了地域的界限，人类可以共同来分享世界文明，互相分享，互相拉平，让那些贫穷的、无知的人们也参与进来了。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过分西化、单调化的倾向，从服饰到娱乐都西方化了。本来，“地球村”中开满了各种花朵，五彩缤纷，但现在花朵只有一种颜色，这是很单调、很无聊的。所以，进入21世纪后，人们更强调地区的特色，各民族之间要有差异和特色。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是什么？这就要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如果我们的艺术工作者，都出国学习，回来后只会以样画葫芦，所画的葫芦绝对没有外国人的好。所以，我们要用国外的技术来为自己服务，然后还可以把我们的产品转售给他们。

    记者：据说，《汉声》的每本书从文字定稿到版式设计，每本书都要经历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民俗田野调查、追踪记录，然后编辑整理并进行设计，以一图一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确是费尽了心机。

    黄永松：其实，难度就是深度。老祖先离我们很远，我们要认识得更深一点，越深就越丰富，这样往下走，我们发现民间文化的根系非常丰富，这些地方难度很大，必须把根系展开、弄通、了解，然后就要在末端长叶、开花，并要开得漂亮，还要做到雅俗共赏，所以就形成了一图一故事的表达形式。比如，在《戏出年画》中，各种戏的场面是什么意思，既可以从浅层去观赏，又可以提到美学鉴赏的高度上来。像关公的胡子，是通过线条把一个粗犷的人表达出来的，其中有线条的美学价值。还有，图中的一些盔甲，需要用文字来说明。更深入一点，就要考证是哪一个地方的民间文化，而在其他地方又有哪些不同，这就带来了难度。至于这些故事的来源，由于我们的文化是相连的，在各种典籍中都有记录，我们把这些对照起来，写出故事。

    虽然文化抢救工作与经济发展相比，犹如“龟兔赛跑”，但它很有价值

    记者：现在，无论是港台，还是大陆，都已经有许多机构和人士在做整理、抢救传统文化的工作，你们主要是抢救和发展哪一块？有怎样的独特视角？

    黄永松：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限定：一是中国的，不是外国的；二是传统的，不是现在的；三是民间的、老百姓的。宫廷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我们就不做了；四是活生生的，如果这种文化已经断绝了，需要重新考古，我们也不做，对于那些现在还存在于民间的东西，我们赶紧去记录并抢救这种活生生的文化，然后去发展它。

    我们主张小题大做。在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库中，我们有具体的选题计划，分为5种10类56项以及几百个目。抓住了一些小题，然后心无旁骛地做下去，并做出深度来。比如“中国结”，《汉声》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整理研究，从衣服的“盘扣”开始，发现中国结是用一根绳子做成的。我们出版了中文版，销售得很好，然后出版了英文版。这本书出来后，使今天的许多人，特别是华人家里都挂上了中国结。德国人很重视工艺，他们也出版了德文版。一个民族的手工业很重要，今天德国人的科技和工业很发达，与他们有很好的手工业基础分不开。所以，中华民族，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面临着留住手艺的问题。

    记者：您对当下的文化抢救工作有怎样的期望？

    黄永松：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开始重视民族文化的抢救工作了，并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的鼓励，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参加评选才做这件事，而是要借这个机会，让所有的人，从官员到平民，都认识到历史文化、祖先智慧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已经开始重视了，虽然与科技、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犹如“龟兔赛跑”，但文化的复兴，只能像乌龟一样一步一步地爬。只要我们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慢慢地做，做得扎实一点，那就很好。《汉声》现在所做的也只是个开头，但我们想把这一工作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