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博士收藏着一本画册，画册上的狮子、绵羊、金丝猴、老虎、兔子等动物，都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雨崩村的村民们画的。郭净惊奇地发现，尽管这些动物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村民对这些动物的评价，都与使用价值无关，更多的是浓厚的审美色彩。比如村民们认为，尽管兔子“吃麦苗、青稞苗”，但兔子“走在林中很好看”。

    “野兽之美，被他们一语道尽。”郭净感动地说。

    “在这些村民的眼里，大山并非只是衣食之源，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郭净说：“但是有多少旅游开发者，倾听过山的声音？倾听过当地人讲的故事和传说？了解过他们如何能凭借上千年的文化功力，把外在的自然转化为内在的信仰？”

    在旅游开发中，当地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到，尽管旅游业迅猛发展，但大多数旅游地都没有意识到当地农民在旅游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农民在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权、知情权和选择权极度匮乏。

    “农民只是将自己的部分劳动和社区资源参与到旅游经营中来，他们的智慧、地方性知识等一概没有机会参与，他们也无从分享社区资源带来的收益。”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孙九霞指出，旅游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给农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民的参与状态处于明显的变动之中，而且他们的参与层次低，参与能力弱。”

    云南香格里拉县的藏民泽仁平措向记者描述了他在本县属都湖景区了解的情况：“这个景区内的草坝原是藏民们的牛场，属都湖是大中甸公社的养鱼场。1985年,政府和一些公司来这里开会，说开发草坝不能影响农民的生活。但后来养鱼场承包给公司，之后又变成了旅游景点。村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上边的命令，村民没问过，也不敢问。原来村民还可以在湖边的草坝上放牛，他们放牧的房子都建在湖边，但公司到了这里搞旅游后，一点点儿将他们的房子挤走。村民们不能在这里放牛了，只能在景区大门外的草场上放牛。门票收入他们没有份儿，而且在景区里提供牵马服务需要交给公司保险费。即便冬天下雪没有游客，也要交保险费，这样村民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倒贴。现在村民就是给公司打工，没有任何权利。”

    德钦县卡瓦格博雪山下的明永村也出现了一个冲突。

    卡瓦格博雪山（媒体称梅里雪山）是驰名中外的大雪山，是藏区八大神山之一。雪山山腰处面积最大的明永冰川，是中国冰舌前端海拔最低的冰川。1999年，明永村的村民在入山的空地上兴建各种旅馆、食品店和小卖部。后来，县旅游部门将这片并不开阔的场地规划设计为停车场、冰川公园大门和其他旅游设施用地，而村民自建的旅游基础设施被作为不合格建筑被迫停工。在整个规划中，政府控制的项目占了大部分，而村民能否建设旅游设施没有明确的说法。村民们质疑：“为什么旅游部门可以建设旅游设施，而村民不能建设？”

    “在旅游参与中，当地农民是被决定的，他们在所有的政策制定出来后，只能选择执行和服从。公司与村民的交流是有限的，他们需要的是村委会和村干部的协调，帮助他们扫除发展的障碍。他们需要的不是村民的荣辱共担，因此他们不把农民看作亲密、平等的合作伙伴。他们只要求村民做到别给公司找麻烦，不要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孙九霞说。

    “在旅游开发中，公司和政府是占主导地位的，他们因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成为旅游参与的强势群体。”孙九霞说，当地农民虽然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旅游业的开发，但他们只是旅游业的相关者，没有机会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政府主导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开发者和开发形式。许多地区的农民在此之前对情况一无所知，直到企业进入。但他们对企业的开发目标、产品类型、经营方式、景区规划仍然无从得知。在很大程度上，农民的意见在未经征询之前，他们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已经被出让了，属于集体的土地只要经过集体代理人的同意就可以签订合同了。

    令人担忧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很难和强势者平等对话。强势者只会着力维护自身利益。孙九霞说，农民是依赖泥土生存的“乡下人”，“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种职业身份和政策身份。由于没有应有的参与机制，在自身条件限制和制度隔离下，农民参与社区旅游只能处于低层次、窄范围的状态。

    如果给农民机会，他们是能够表达愿望、贡献乡土智慧的

    但是，研究者也看到，由于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他们对旅游的负面影响缺乏认知。

    坐落在雪山环抱中的雨崩村，是卡瓦格博地区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地带。这个村子被许多人认为是真正的香格里拉，目前还不通公路。旅游者从德钦乘车到西单村以后，还要爬7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从2000年起，德钦县就计划投资修建公路开发卡瓦格博生态旅游区。有消息说，公路将修到雨崩村。这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旅游规划者希望通畅的道路能增加游客数量，减少途中耽搁的时间，减少未来的经营成本；学者和生态保护者担心修路引来大批游人，造成核心区的环境压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是不能修公路的。即便从生态旅游的角度考虑，因修路破坏景观也得不偿失，更何况现在更提倡徒步旅行。

    郭净说：“我们去调查村民的意见，了解的结果却让我们为难。他们想要公路。提这个请求的时候，10多个藏民坐在我们面前，态度诚恳而严肃。他们想与外界沟通的愿望，和外人想闯进‘桃花源’的梦想同样急切。站在香格里拉的入口处，我们该赞成哪一种决策？”

    “事实上，面对西部修路的热潮，我们或许应该换个思路：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修路，而在于怎么修和修什么样的路。工程技术并非唯一的出发点，雪山峡谷和翻浆的草地并非唯一的阻隔。”郭净说。

    研究者认为，尽管农民缺乏参与经验、整体意识差，但如果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并贡献自己的乡土智慧的。

    而且，如今农民的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了，表达利益的愿望更强烈了。一些农民在调查中表示，政府在旅游开发和规划中，“一定要”或“最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藏民泽仁平措所在的吉沙村，因为一家公司来开发村后的千湖山而起了很大的波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村民不仅聘请律师与开发商对阵，而且强烈要求环保监管部门举行有村民参加的环境影响听证会——尽管这场资源开发之争，让村民们心力交瘁、矛盾重重。

    由郭净担任组长的一个课题组，曾受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委托，借助“农村参与评估”的方法，对卡瓦格博地区建自然保护区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进行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传统的资源管理体系功能，对当地的生态和文化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村民们看来，保护森林是村庄和村民的职责。即使在由政府部门带头的商业性采伐中，当地环境保护意识有所淡化，但人与山、与树、与森林的基本联系在这里还保存着，传统的资源管理机制依然约束着大多数村民的观念和行为。但一些开发者在制定规则限制当地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却忘记了村民就是树的一部分，是森林的一部分，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没有他们的合作，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一只鸟都保护不了。”郭净说。

    孙九霞指出，乡村旅游是农民守土的新形式，这种守土方式，既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利益，也给予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寄托。他们希望能从自己世代生存的乡土社会和文化中，获得谋生的依靠。但由于农民自身的原因以及旅游发展阶段的制约，旅游发展改变农民境遇的可能还不能迅速转换成为必然。

    “旅游为农民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发展的道路，至于这条路能为他们带来多少改变，还要取决于制度下的政策关照和农民自身能力的成长。”孙九霞说。

    照片：贵州省龙里县草原上的一位农民骑马去草场，为游客提供骑马服务。近年来，贵州一些地域的旅游热使当地一些农民走上经商路，他们不再像前辈长者那样春种秋收，而是依托乡村特点办起旅游业。

    据介绍，贵州以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及田园风光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业在全省得到迅速发展，全省目前已有1000多个村寨成为旅游者热选的“香饽饽”。据贵州省旅游局统计，2005年前5个月贵州省旅游收入达40亿元，其中乡村游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旅游热悄悄改变当地不少农民的生活方式。吴东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