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曾被认为将来只能做一些静态的工作。他曾出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后来还创办了自己的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将蔡志忠、朱德庸、几米等漫画和绘本名家从台湾介绍到大陆。在几十家港台出版商参加2007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同时，他那享有台湾工作圣经之称的《工作DNA》由海南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他——就是台湾最具个人魅力的出版人之一郝明义。忙里偷闲，郝明义于1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给众多即将走进职场的应届毕业生作了一场《我怎样走上出版之路》的公益报告。

    郝明义是出生于韩国的华侨，22岁从台湾大学商学系毕业，坐着轮椅的他求职时四处碰壁，为了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一份工作而创业，公司在三个月后倒闭。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流浪，他在毕业一年后进入出版业，做过翻译、编辑、主编等工作，打造出了《相约星期二》、《情商EQ》等超级畅销书。尽管台湾残障者的主要就业行业还是按摩，算命，修钟表，刻印章，但他说，“我一直都在抗拒‘只能做一些静态职业’的宿命”。

    《工作DNA》第一版于1998年在台湾出版，很快有大陆的出版人找他，希望出一个简体字版，但他一直担心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里，一本谈个人如何看待工作的书会不合时宜。直到2006年，与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的一番谈话后，他才下了决心，因为刘苏里说，“正因为这本书不是谈挣钱、谈发财，所以应该介绍给大家。”

    这是一本真正谈工作的书。几米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很多事并且都做得很好，那么他的工作DNA一定比别人更强。”郝明义也曾有过一段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灰色周末”的日子，也曾被别人视为“工作狂”，而如今已年逾50岁的郝明义推崇的却是“微型人生”的观念。“许多人的工作观念还是来自工业时代上班制的传统，65岁退休，40岁之前就全力工作，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生活中常常有许多意外，设计好的线性人生总是会被这些意外打乱，40岁后也许希望陪伴的人已经不在，也许错过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他对年轻人的忠告是打破线性的人生规划，以一个星期为单位，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把周末当做退休，甚至可以以一天为单位作划分，这样就总能留下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时间，“有个心爱的工作和有个心爱的人同等重要，这是我近十年来才悟到的”。

    “第一个把工作概念带进我生命的，是我父亲”，郝明义说。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一般总是紧张而微妙的。郝明义的父亲曾是韩国的富商，在50多年前就有财力在釜山盖起八层高的观光饭店，但因为生意上的失败，父亲只剩下一份在釜山华侨协会收会费的工作，月薪甚至不如过去吃饭时赏给服务员的小费，但父亲依然每天西装笔挺、衬衫雪白地去上班，晚上会听到结账的父亲劈里啪啦地把算盘打个一通，然后高兴地喊一句：“嘿，一毛不差”。处在年少叛逆期的郝明义抱怨父亲的“没出息”，等他自己也经历过工作上的打击，才逐渐理解了父亲。

    父亲是在读了儿子写给他的一封家书之后，在午睡中辞世的。郝明义的手机屏保是一张他和父亲生前在家中的合影：照片上的老人七十多岁，尽管不是什么节日，在家里依然是西装笔挺，西装上还别着胸章，“父亲对细节包括衣着的讲究，对工作的坦诚，使我明白什么境况下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生命去工作，这也是父亲给我的启示。”

    谈到自己视为生命的出版事业，郝明义将商业利润与文化品质比作出版的两个轮子，“出书可以只管自己的理想，也可以什么赚钱做什么，但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两者兼顾，独轮车也可以走到一个目标，但若要走远还是需要两轮车”。郝明义喜欢用比喻说事，“机会是一个怪物，一个头发长在前额的怪物。所以，要想抓住机会，跟在它后面跑是没有用的，看它过来，就当面一把抓住。”

    对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是，在技术层面上先把基本功练好。他把基本功比作武侠小说中的“马步”，“刚进入社会不应该就立刻追求所谓的剑招，否则别人一拳击来，自己站不稳就先倒下了”；在策略层面，他建议将工作和生命同等地对待，“在工作中会感到压力甚至是痛苦，是因为没有正确地对待工作，工作不能只是为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