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山接完电话后继续开会。直到会议休息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几个相熟的人。

    “我并没有特别激动，相反，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这个清瘦的学者回忆当时的心情，“在世界范围内，尤努斯获奖无疑会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的影响，我无法判断。”

    这位5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3年前与他的同事一起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在中国乡村复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尽管传统的信贷哲学假定：人人都想赖账，穷人的还款能力更值得怀疑。但杜晓山这些年却坚持只放贷给穷人。如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穷人从扶贫社得到贷款，而高达90％以上的还款率，给“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上了生动一课。

    有媒体曾把杜晓山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对此，他不以为然：“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或者说，我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罢了。”

    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银行的本质

    杨翠兰在通往清西陵的公路边经营着一家早点铺。铺子门前，横七竖八摆着二三十辆自行车。每天早点收摊后，她便和丈夫开始修车。

    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农妇，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忙活。“实在没工夫坐下说，对不住了啊。”她歉意地冲记者摆摆手。

    杨翠兰的要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要是别人遇见那么大的坎儿，早垮了。”村民们私下说起她都挺佩服的。

    1997年，杨翠兰的丈夫突发重病，手术费需要两万多元。她找遍所有的亲戚“摊钱”，仍然不够。情急之下，她托邻居的熟人帮忙，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才算凑够了手术费。

    因为很少有人能从信用社贷到款，这事成了当时村里的大新闻，人人羡慕杨翠兰能耐大。“他们不知道，我给办事的人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几条好烟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托人送礼，像杨翠兰这样的贫困农户，绝对属于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县扶贫社当了13年主任的周学仁，一语道破基层信用社的潜规则。

    为什么越是需要钱的穷人越是贷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义”与“利”果真就没有调和的空间？很久以来，杜晓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1982年，时年35岁的杜晓山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扶贫领域的研究。

    在研究中杜晓山发现，国家的贴息扶贫贷款从始到终伴随着权力寻租：或者被政府官员层层截留、挪作他用，或者优先贷给了富裕户。而真正的穷人如果想获得贷款，不得不付出“灰色支出”。

    他在一篇论文中举例说，河南南乐县农民李某从信用社贷出1万元，而实际到手只有4900元，因为要扣5000元作强制存款，再扣100元当股金。即便如此，为获得这笔贷款，李某还需要再花近千元请人吃饭。

    有数字表明，在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中，来自农村地区的存款有4万亿元，但用于农民的信贷仅1万亿元左右，形成农村对城市的巨额金融资金倒流。

    杜晓山调查发现，过去农民贷款有四大商业银行、农信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基本上只剩农信社了。其贷款总额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

    据周学仁介绍，河北易县这些年放出的近两万笔贷款中，得到过国家扶贫款的农户不超过5％，而得到过银行、信用社贷款的不超过3％。

    “国家投入这么多钱搞扶贫，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从农村的现状看，不知国家的钱都哪儿去了，银行部门的钱都哪儿去了？”这位易县扶贫社主任摇了摇头，蹭地站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有资金需求的穷人得不到贷款？”

    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原因很简单——贷款给大客户，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户小，相对收益就高，金融企业当然喜欢有钱人啦！”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小额信贷项目“扶贫社”主任李谊青告诉记者，根据调研，正规银行一个业务员每年需放出251万元贷款，才可使成本与收益持平，而扶贫社一个业务员每年只要放出30万元贷款，成本和收益就可持平。为了降低成本、方便回收，商业银行自然愿意选择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的大客户。

    杜晓山指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手紧缺、制度失灵等原因，国家贴息扶贫贷款的坏账率达到50％以上。不管贷款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

    “扶贫贷款成了唐僧肉，谁看见都想咬一口。”他说。

    由于对商业利益的过分追逐，目前农村地区仅剩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也大量撤离。在许多乡村，农村信用社已全部撤离，“只剩县城里留守的一张办公桌”。寥寥无几的农村信用社，造成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巨大缺口，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民只能转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贷。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我们的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它们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当然不会去做小额信贷。”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商业银行的本质。”杜晓山说。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杜晓山的扶贫社，被称为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1974年，孟加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该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眼看着饥民像洪水一样涌进城市。他悲哀地发现，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儿童，而儿童的样子却像老人。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尤努斯在自传中写道。

    这个整天沉浸在“高雅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大学教授，有生以来头一回产生了惧怕授课的心理。“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围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他质疑自己，“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活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接下来，尤努斯在走访一个村庄时发现，其实只需27美元，就可以让42个有贷款需求的穷人购买原料，维持小生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当贷款机构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布了穷人的死刑。”这一认识逐渐明晰后，教授尤努斯的人生发生了根本转折。

    他一手创办起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贷款只给穷人中的穷人。如今，已有240万个赤贫的孟加拉家庭先后得到贷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贫困线。

    尤努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晓山。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杜晓山第一次通过文字“邂逅”了尤努斯。他吃惊地发现，这个乡村银行，完全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还款率却高达98％以上。这完全颠覆了几百年来银行业的信贷哲学。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晓山，隐隐感到，或许孟加拉模式是解决中国扶贫贷款的一个“好招儿”。他开始不遗余力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文章，传播这一崭新的模式，不想却招来一片质疑：

    “把钱给没有抵押担保的穷人，还设想他们能按时还回来，这不是说梦话吗？”

    “即便钱借给妇女，男人要是跟她打架不让还，她能有什么办法？”

    “农行、农村信用社的钱都还不回来，你这套怎么就可以？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总之用很多理由驳斥你。”杜晓山双手一摊，皱着眉说。

    尽管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与课题组的刘文璞、张保民等几人还是决定试试看。“当时我内心里有一个想法特别强烈”，他回忆，“万一这套办法可行，国家无论支持或不支持，它都可以自行运转，靠自己的力量帮助穷人。”

    1993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杜晓山意识到，做这个项目的宏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一年，对杜晓山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第一块实验田选在河北易县。当时，它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便于管理和节省资金。从地形上讲，易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形地貌相近。而且，课题组一个老师的大学同学恰巧是易县的副县长，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当时县里正在引资上项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额信贷是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吸收的。”周学仁笑着回忆说。

    地点选定了，开始四处找钱。通过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副总裁的介绍，1993年10月，杜晓山到孟加拉考察。在尤努斯的支持下，杜晓山带回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的低息贷款，同时，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也就是说，最初的贷款本金，总共只有7万美元。

    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并确立了扶贫社的章程，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此后利率一直没有变动。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开始我们还怕农户不响应。结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那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搞种养业，也有摆小摊的，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周学仁回忆说。

    1994年5月，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得到一笔1000元的贷款。同时收到钱的，还有另外20个农户。这是扶贫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批贷款。

    “初期几乎顺利得匪夷所思，”杜晓山说，“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3年，还贷率达到100％。”

    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陕西丹凤，2003年在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建立起实验点。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

    “尽管有的点贷款质量有波动，管理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除河南虞城外，现存的另几个实验点，均已实现当年收益覆盖成本。”杜晓山说。

    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郑运香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子，今年42岁。因为丈夫跛脚，夫妻俩又生了3个孩子，1997年以前一家人始终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所有的转变从一块地毯开始。

    那一年，郑运香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刚好这年，扶贫社在河南南召县小店乡设立中心。郑运香听说后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运香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一个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贷款。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居然卖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郑运香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从那年后，郑运香每年从扶贫社贷款2000元。现在，她织的毯子已经在南召小有名气，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预订。从前年开始，郑运香还雇了七八个“小妮儿”，四五个月织成一块大毯子，可卖8000元。刨去各项开支，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我都不用贷款了。”郑运香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和奖状，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个贷款者都和郑运香一样幸运。南召农户张霞去年从扶贫社贷款，丈夫带着这笔钱，组织了几个老乡，一起到南阳市包了个小工程。张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资还贷款不成问题，结果因为发包方拖欠工资，在还款20周后，张霞手里没钱了。

    信贷员张新阳很无奈：“她不是故意赖着不还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时去张霞家，正赶上她卖了鸡蛋什么的，张新阳能收上来几块钱，虽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来。

    在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穷人的纯朴和信用，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纷纷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还贷反而有难度。“这些人比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环境的影响。”勾长远说，“他们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觉得不还钱也不能拿他怎样。”

    杜晓山分析，中国的穷人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无偿帮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会上的信用环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很可能形成能不还尽量不还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贷款6元的工资提成，马银山的亲属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

    “有人不还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片坏账。”杜晓山沉痛地说，“真正的贫困农户是很守规矩的，但这个信用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保证和鼓励。”

    虞城的这位主任受到党纪处分，被开除出扶贫社。留下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成为扶贫社几个实验点中，唯一至今还在亏损的一个。

    杜晓山总结教训：“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欠缺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准。内控机制、运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时为了回收贷款，信贷员还需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南召云阳分社的一个贷款户张彦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泽做生意。信贷员找不着张，希望他的父母帮助还钱，却遭到拒绝。

    信贷员跟村民一打听，张的母亲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着我们呢。”他说。没费多大劲儿，大娘便卖掉几只羊，还清了全部贷款。

    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作为一个舶来品，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与政府的关系是让杜晓山的团队花费心思最多的问题。

    “扶贫社与政府的关系，是远不得又近不得，爱不得也恨不得，既要争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过多插手，这个劲头可不好拿捏。”杜晓山苦笑着摇头。

    他坦言，扶贫社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最大区别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国是大政府。在中国的基层做事，不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话，说扶贫社放贷是违法的，我们的钱保证一分也收不回来。”

    周学仁回忆，一次，有个“瘸子”到扶贫社申请贷款，而经过调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贷款条件。没想到“瘸子”告到县政府，而有关领导真的批了个条子，要求周学仁给他发放贷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学仁叹气道。

    类似的尴尬，扶贫社的每个基层负责人都曾遇到过。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说，经常听到某位领导“把钱贷给卖蛇的”，“给养鹌鹑的发放贷款”之类的无理要求。

    一些乡、村干部的干扰更是让扶贫社头疼的事。易县的一个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话：“扶贫社的钱都是外国人的钱，不用还！你们看，以前的扶贫款什么时候用还过？”杜晓山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实验点都曾发生过。

    扶贫社的第四个实验点陕西丹凤，更是因政府插手过多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做扶贫的救命稻草。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该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不久便接管了扶贫社，并把利率从8％降到了3％。

    “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杜晓山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对民营小额信贷，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只剩坏账累累，现在早已偃旗息鼓。

    “当时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贫社主任李谊青笑道。

    他回忆，那时，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他们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

    “事实证明，做扶贫性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并不是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强项。”杜晓山说。

    十几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机构，现存的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资金耗尽不得不退出。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监管当局从未审批过任何一个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社等在农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法律明确规定，“只能放贷不能吸储”。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就像瘸了一条腿。”周学仁说。

    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些赠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美国乡村银行基金会、花旗集团及一些机构和个人等都先后给予扶贫社资金支持。但2003年以后，基本没再有新的资金注入。

    “这也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来始终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晓山总结道。

    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扶贫社的贷款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最穷的穷人。对此，杜晓山并不否认。

    康金红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特别爱笑。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32岁妇女，20岁结婚生子后，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丈夫在城里打工当瓦匠。两口子一吵架，丈夫就骂她没本事，康金红也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孩子的零花钱给不上，孝敬老人的钱也给不上，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个瘦小的农村妇女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两只大眼睛红了。

    “到处找亲戚借，可亲戚也没闲钱，都躲着我们。”那时的尴尬令康金红一辈子忘不了。

    几年前她听说可以从扶贫社贷款的事，曾提出过申请，但没有通过审核。

    易县扶贫社梁格庄分社主任马海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一看，这破房子，做买卖别再黄了。再加上村里人说她两口子爱玩儿，人又懒，就没有贷给她。”

    去年，康金红再次提出贷款申请。这时，她已经以450元一年的价格，在公路边租了一间门脸房，办起只有一张桌子的小吃铺。看到别人烙大饼卖得很快，她也想干，可托人一打听，一个饼铛1200元，她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一次，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今年春天，她找到信贷员佟方，填写了贷款申请表，不到一个星期，1000元钱就送上了门。用这笔钱，自己再凑上200元，康金红终于把惦记已久的饼铛买回了家。

    现在，康金红一天能卖几十张大饼。加上小吃铺的收入，每天可以赚得上百元。曾经对每周21元还款担心不已的她，现在还得轻轻松松。最令康金红高兴的是，丈夫再也不跟她吵架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顺心过。”康金红一边把面团揉得啪啪响，一边咂着嘴说。她打算明年把小吃铺好好装修一番，规模扩大到四五张桌子。

    “到底是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杜晓山说，“过去我们严格按照孟加拉模式给最穷的人。但是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穷人经济基础很弱，还贷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每周还贷。这是现实操作中的一个矛盾。”

    1995年，易县贫困山区遇到水灾，相隔一年后，一些贫困户贷款发展养殖业，但牛和羊得了红斑病，大批死亡。贫困户因无力偿还贷款，每当借贷员上门催款时，便怨声载道。

    “尽管这些贷款最后基本都收回来了，但是工作量很大。”杜晓山说，“最终只好选择一种与初衷没有大的背离，既帮助了穷人，又能使机构保证资产质量的方法。”

    杜晓山并不讳言：“基层操作的人往往愿意帮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群体。就目前而言，像我们这种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外来补贴，这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不能不承认这也算一种偏离。”

    “我现在最怕的是，员工形成不愿意帮助最穷的人的惯性，以为帮助穷人就错了。”杜晓山紧拧着眉毛说。

    在他的理念中，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都有权利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富人可以拿到钱，穷人不可以拿到钱，这是说不通的。”

    “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十几亿，在中国也有1亿多，如果把十几亿人排除在外，这个金融体系还算完整的吗？”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曾表示，在小额信贷这个问题上，两条腿中的一条，也就是政府这条腿没有正常运转起来。“希望大家坚持住，小额信贷在中国必然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好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事实是，一些主流金融机构的触角正在往下延伸。据此，他判断，在实践小额信贷的机构中，将会出现既互补又竞争的局面。更多的银行将会关注、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但他们所选择的必定还是“穷人中的富人”。

    去年12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宣布降低农村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合法身份问题，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杜晓山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举双手赞成。但同时，我要继续呼吁，可持续的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尽快有合法身份，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融资的渠道。这应作为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尽快加以解决。”

    另据媒体报道，日前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到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他将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为什么尤努斯和他发起的‘穷人银行’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杜晓山在他的办公室面对记者发问，“因为和平需要人们和谐地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之一是消除贫困，消除人与人之间因贫困造成的对立。”

    此刻，他办公室窗外的长安街，已经华灯初上。一条告别贫困的希望之路，能否从这里通往中国广阔的贫困乡村？

    照片：2003年，杜晓山在云南大理调研，对农户的“育肥牛”项目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