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继承了第一部“寻找一个桃花源”的主题。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谭功达，与母亲秀米一样，是个充满“乌托邦”理想的人物，“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景。又是修大坝、挖运河……又是实行‘村村通公路’计划、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等，做起了天下大同的桃花梦。”他虽然爱上了自己的女秘书姚佩佩，却仅发乎情、止乎礼。同样，姚佩佩心中的世界也是荒诞的：希望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两人在遭遇各自不幸后，终于重逢，但注定是个悲剧。

    “卡夫卡写的是‘缝纫机遇上雨伞’的故事，我写这部小说也带有类似的愿望。”格非坦言，呈现荒诞感是他创作《山河入梦》时的梦想。小说的故事背景是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然而主人公却好似历史的“局外人”——诚如评论家陈晓明评价的那样：“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却还试图参与这个时代，而且还试图表达狂热的时代意愿。”

    在现代社会，为何要写一个带有几分荒诞色彩的“乌托邦”故事呢？对此，格非说，在人类历史上，“乌托邦”思想曾一再出现，包括陶渊明、杜甫、康有为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呈现的面貌不同。它就像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心灵史、文化史。这个人类大同的梦想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有了这个梦想，我们的现实才不会变得那么可怕。但今天的人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做白日梦，为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提供一个喘息的机会。

    然而，无论是秀米，还是谭功达，他们的“乌托邦”实践，最终都演化成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悲剧。对于这个美好而又有几分残忍的“乌托邦”梦想，格非认为，虽然它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谁有权力谁就来搞一个世界大同的东西，结果常常是血流成河。

    但在一个正常时代里，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如果完全没有“乌托邦”，一个人对未来社会、对自己命运没有任何想象性的东西，那就非常可怕。“完全把它技术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这当然会成为我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很想写三部曲的第三部，希望把这种极端形态展示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经济乌托邦中，认为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

    小说中，“花家舍”地理位置偏僻，有些荒诞变形，但它却是格非心目中理想的孤岛，也是他探讨试验“乌托邦”的地方。

    但无论是写历史还是荒诞，变形还是不变形，其中都浸透了格非对当代生活的许多思考。他说，把小说背景中过往时代的氛围、气味、味道烘托出来是最基本的。但很多人的命运问题都需要当代人思考，不是老老实实写过去的东西，不是把它当作晾在那儿的风景。过去的故事不是白白发生的，它们与当代生活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性就是我所重视的。

    “人面桃花三部曲”虽然都以“乌托邦”为主题，但格非说，三部小说的主线其实都是“爱情故事处于前台，其他目标附着其上”。《山河入梦》也不例外。一方面，“山河入梦”表达了谭功达的“乌托邦”梦想，同时，它还有另一层意思。谭功达到“花家舍”后，发现自己最爱的人其实是姚佩佩，但这时的姚佩佩因杀人被通缉，四处逃亡。于是他只能在一张地图前想象姚佩佩怎样逃亡，逃到什么地方。姚佩佩在逃亡的过程遇到的山、河、风雪，进入他的梦乡，这时的山河不仅仅是大好江山，还是爱情。

    如果说“花家舍”寄托了格非对社会“乌托邦”思想的思考，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他文化“乌托邦”的寄托。在写《人面桃花》之前，重读《金瓶梅》使他决定另起炉灶，并发现完全可以通过简单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他说，原来我比较注重从故事的外部结构去寻找一种新的叙事，现在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更好的叙事传统，同时也希望把近年来对西方小说形式的学习也融入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