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凶猛

    “这是王朔的一贯风格，隐居、消失几年，憋久了、写完了，就要跳出来透透气。”对近日喧闹一时的“王朔复出”事件，作家郑渊洁说。

    王朔的这次“透气”，动作不小。2007年1月18日的《南方周末》在文化版头条刊出了两个整版的《王朔说说说》，4天之后的《三联生活周刊》推出封面文章《王朔的思想武器》，文化界大小人物被王朔一通狂“踩”。

    从“80后”新生代郭敬明、韩寒到年至耄耋的季羡林，从文学界北村、莫言、余秋雨、张承志到影视界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无一幸免。红学界和鲁迅研究界更是被彻底踢翻——“中国两大不靠谱读者群，一是吃鲁迅饭的那些，在全国有几十万人，加上那帮红学家。这些人的话是不能听的。”老舍之子、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更是无端地成了王朔出山的“祭品”——“舒乙是鲁迅说的典型的空头文学家，没有本事仗着他老子”。就连曾经被他专文痛批的金庸，也再次被拉出来“祭口”——“金庸那时候老了，想把自己立为宗师，要进中国文学殿堂。”

    有人认为，为这次“复出”，聪明的王朔此前就已做足了噱头。先是在2006年5月号《收获》上“炮轰”电影圈，乍一露脸后旋即销声匿迹。再次“浮出水面”则是半年之后的2006年12月26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帮艺人王子文“摆平”官司。紧接着在某网站扔出几颗“炸弹”，随后便出现了上述对文化界的大举“炮轰”。

    文化界似乎即将翻天。

    没有火焰，全是海水

    “王朔太机智，总是会将自己的真理性和权威性消解掉，每每在说了一大堆之后来上一句‘别把我的话当真’。”曾在1992年与王朔合伙开公司、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晓明说。

    如其所言，文化界这次似乎真没把王朔的话当真。

    “没意思，谈这个话题层次太低。”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对王朔的话不屑一顾。

    曾在几年前撰写《文坛三户》一文批判王朔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此次被王朔“拖”出来“秋后算账”：“王彬彬为了城市户口和就业，博士毕业又去拉关系，混进南京军区，这是对人民军队的玷污，我觉得非常卑鄙。”但王彬彬日前接到笔者的采访邮件后表示，“想了想，觉得实在没有必要拿王朔的话当真。王朔是小说家，他应该以小说复出，至于其言论，为什么要当回事呢？”

    在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原副馆长王得后看来，“王朔这一次只是在骂街，并没有对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人的具体指控，因此不想对王朔说什么。”但他坚信，王朔“并不能横行天下”，因为“王朔先生有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他自己假装不知道：流氓是怕老大的。”

    至于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莫言、余秋雨、张承志这些“腕”们，更是无一人出来“接招”。

    除当事人外，以批评为业的文学批评家们也集体失语，有的人甚至严词拒绝采访。终于，有一位中国作协力推的新锐批评家开口了，但做出的却是一番前后矛盾的评论——“他闷了想出来说话就说呗，没什么值得特别讨论的地方。”和“这事儿挺好玩儿。”

    与他们相比，倒是“惨遭”王朔“荼毒”的“80后”作家对此事件的态度明朗得多。郭敬明表示“无所谓，不太关心”；韩寒明确赞同；而张悦然认为，王朔“给‘80后’提了个醒”。同样态度爽快的，还有一向不遗余力提携“80后”的《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王朔50多岁的人了，还跟20多岁一样……王朔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王朔灿烂的日子

    实际上，文化界不把王朔的话当真也只是近年来的事。

    “在王朔早先批判文化界时，有很多反驳文章，学院知识分子的反应尤其强烈。”陈晓明说，因为，“王朔早在1988年、1989年就已广为人知，那时他是一个热门话题，大众热衷于谈论他，是找到一种话语宣泄的途径；知识分子批判他，是找到批判社会和大众文化的一个靶子。”

    陈晓明认为，近些年文化界与王朔的对话有些错位，“对王朔的批判有情绪化的态度，认为王朔的话都没有经过学理化的严谨思考。”有人认为，或许正是圈内人的这一态度更促使近年的王朔频频以批判的姿态出现。

    虽然“王朔一直喜欢在饭桌上臧否人物”，但以批判大众文化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近几年的事。最早是1999年左右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跟“老侠”轮番对余秋雨、钱钟书、张艺谋、余杰等人“开炮”，随后又痛批鲁迅、金庸。

    此次王朔开炮，虽然媒体反应强烈，文化界却任其冷嘲热讽、纵情痛骂，而无人理会。难道，文化界真的已“不把王朔当人”、“不把王朔的话当真”？

    一位被王朔“踩”过、却不愿公开回应的人在接到笔者采访电话时表示，“王朔的话有两个版本：一个《三联》版、一个《南周》版，《南周》版的似乎更接近王朔的风格。”——显然他对王朔的言行密切关注。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会不在乎指名道姓地叫骂？”有“文化恐龙”之称的新锐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无论爱他还是恨他，王朔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的话不可能不对被批评者造成触动。”

    既然无法回避王朔，文化界人士为何都不愿公开回应呢？

    “文坛的人不会公开说别人不好的，被骂的也不会辩解，私下却很活跃：饭桌上、开会时的房间里，背着骂的特别多，甚至侮辱人。”郑渊洁说，不公开吱声是文坛中人的一贯作风。这与朱大可的看法颇为相似：“‘坛’里的人这些年都学乖了，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

    而张庆善是怕惹事。“我不想再惹事儿，也不想惹王朔。”此外，他觉得，“处在这个位置上，不太好说什么。”

    一位文坛老人不愿公开回应，是因为他虽被“踩”，却并没觉得受什么冒犯。“王朔这是典型的泼妇骂街。很礼貌的骂才有杀伤力，乱骂就没有杀伤力。”他说，“他骂季老，对季老有影响吗？每个人心中都有杆秤。”他深谙王朔的个性，“这种人不能理，一理就来劲儿，一理就火，就掉进他的陷阱中了。”

    熟悉王朔的陈晓明则认为，“如果迎着王朔的批判展开战斗，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因为王朔的刀子嘴一般人很难抵挡。他的招数怪异：直接、彻底、不绕弯子，把什么都撕碎、戏剧化——而一般人即使批判也是在保证对方完整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据他对王朔的了解：“王朔在文化批判上很无情，干脆、彻底、不留余地，把话说得很满、很死，他敢于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然后把你拿到更低的层次。而大多数人的传统认知，是把知识分子地位弄得很高，然后把自己摆在那儿，让别人和这个标准比，要求别人也达到这个标准。”

    “王朔时代”，是否接近尾声

    无论何种原因，当文化界都不再把王朔当回事儿时，他是否真的到了“跨进文化养老院”的时节？“王朔时代”是否已近尾声？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说，“过段时间就跳出来骂骂人，是王朔的一贯风格。在上世纪末，他的言论听起来确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未必会有那种感觉。年轻人因为不了解他，可能还感点儿兴趣。文坛中一同成长起来的那代人，现在不大可能再把王朔的话当回事儿。”因此没有必要回应，“回应反而会让他暗自高兴；况且批评家说什么对王朔都没用——在成名前，王朔对编辑、批评家还是毕恭毕敬的，成名后底气足了，也就不把别人的话当回事儿。”

    据朱大可观察，王朔这回“倒真有点豁出去的架势——那种看起来玩命的劲儿。”

    陈晓明也持类似看法，“现在的王朔不是那种呼风唤雨的英雄，只是一个独行侠，一个‘刀客’，在文化上行使一些暗杀勾当。今天的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拥戴王朔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王朔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不能说‘尾声’就是‘结束’，当代文化中，所有人只要出现就接近‘尾声’，这就是后现代的‘尾声文化’现象。”所以，在陈晓明看来，“王朔时代”接近尾声没有什么奇怪，“甚至尾声也会拖得很长，还会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