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的《杭州日报》报道，“南京一位年俗专家陈竟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表示，‘中国现在不启动春节申遗工程，要待到何时？’”陈竟认为，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普及、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只有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

    这条建议申遗的消息不过二三百字，此后报刊登载的相关评论却有数十条。尽管角度不同，却基本上都在给“申遗”泼冷水。有的把陈竟的主张归结为“文化焦虑”、“弱国心态”，有的认为“春节够强势，申遗无异于杞人忧天”，还有一种态度更具代表性：“过自己的春节，让别人去申遗吧。”

    实际上，2006年国务院已经公布了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与端午节、傣族泼水节等传统节日位列其中，用民俗学家乌丙安的话来说，“这些‘国’字头的民俗早晚要申遗。”不过，作为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乌丙安也表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原则，每个国家在某一遗产项目上两年只能申报一个，因此国家在申报时将权衡轻重缓急与时机。乌丙安推测，“春节申遗”在短时间内不会进入操作层面。

    但还是有许多网友留言支持陈竟，认为申遗刻不容缓。其实，类似的“文化焦虑”始于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也是从那时起，国人对传统节日申遗的态度就有分歧。有人为文化主权被侵略而焦虑痛心，有人则为中国曾是文化输出国自豪，觉得“毕竟江陵端午祭已在韩国本土化，至少申遗之后也不影响大伙儿吃粽子”。

    “可怕的是，当别人通过端午祭，展现形式古雅又不失现代性的江陵民俗文化时，咱们的端午节好像就只剩下吃粽子了。”乌丙安感叹道。

    这也是陈竟提出申遗的另一个理由—遏制年文化的消失。而针对他的反对意见也是这一点：仅靠申遗就能复兴春节了？

    乌丙安认为，从根本上说，春节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的，对它的保护、转型和开发，比申报本身更有意义。乌丙安曾应邀对韩国江陵端午祭进行考察，他发现韩国的端午祭走的就是先保护、开发，后通过申遗促进传承发扬的路子。

    1967年，当时韩国民俗学会会长任东泉提出保护江陵文化，遭致众人反对。许多人认为端午祭不是高雅文化，作为其主体的祭祀活动更有封建迷信之嫌，不应作为国宝保护。结果任东泉逐个拜访评审委员，向他们阐释保护江陵文化遗产的意义。最终，江陵端午祭作为第13号无形文化遗产登上韩国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成了韩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我们那时提的是‘吃糠咽菜，忆苦思甜’，过革命化的春节，其他传统节日也被作为封建迷信的陈芝麻烂谷子”。乌丙安觉得，似乎正是从那时起，传统节日的内涵逐渐被人遗忘，每逢过节好像就剩下了吃。“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初一吃饺子，十五吃汤圆。人人都在抱怨年味儿淡了，其实脚上的泡，也是自己走出来的。”乌丙安说。

    不过，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传统节日复兴的时机来了，而这份机缘更多地得益于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苑利也曾多次去韩国考察民俗文化，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1967年，即韩国江陵端午祭登上遗产名录的这一年，也正是韩国经济腾飞里程碑式的一年。那年，韩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成立，IBM公司开始在韩国投资，并为韩国安装了第一台电脑……

    “好像有这么一个规律，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在经济腾飞之初往往就会忘掉自我，追随所谓的强势文化。”苑利说，但是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有个依靠。“就像坐一辆高速行驶的车，你要抓什么？一定要抓住扶手。扶手是什么？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根。”苑利认为，随着这些年来国内的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我是谁，我的文化是什么？”最后他一定会去寻根。

    “每年几亿人次的辗转为何而动？还不是为了除夕守岁，阖家团圆？”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认为，春节活力的最好证据就是春运，国人恪守春节文化传统的心结由此可见一斑。而近年来风行的短信拜年，新春游园会，更展现了富有现代气息的新年俗。

    对于这场春节申遗的争论，有网友评论说，“节日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仪式，它的真正作用在于给现代人提个醒：当我们匆匆前行的时候，回头望一眼来时的路、抚摸一下自己的文化族谱。有时候，无形的东西更容易流逝。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非物质遗产’的原因。”

    还有人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中的话：“记忆对创造力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个人和各民族都极为重要。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的遗产，有形和无形的遗产，这是找到他们自身和灵感源泉的钥匙……”

    无论是支持春节申遗与否，辩论的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是：后人只能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看到“春节”的条目，却不知过年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