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共62万字，涉及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也在较为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东海争端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刘教授提出，在有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开发，中日两国政府可以考虑制定“共同开发、对等受益”的原则，并据此制定“中日共同开发战略”。在没有争议的地区，中国进行大陆架油气资源开发时，还可以考虑根据需要，按照适当比例接受日本投资，“入股分红”。

    刘江永教授认为，通过这样做，中日东海大陆架之争“不是不可能得到缓解或最终解决的”，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旦形成中日双方事业的命运共同体，与此相关的海上安全合作、开采技术合作等合作领域将随之扩大。这对中日双方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刘江永在书中写道。

    当然，刘江永教授的新著并不仅仅限于东海问题，他所关注的是中日政治关系如何影响经济关系。

    刘教授认为，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出现是结构性矛盾，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首发式上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刘教授认为中日目前政治关系“冷而回暖”，经济关系“温而趋冷”，政治关系回暖并没有带来经济关系的趋热，这是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不同步的，经济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

    刘教授说，中日政治关系的主要障碍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现在这个问题表面上有了改善，但本质矛盾没有解决。目前，安倍首相虽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不久前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酝酿修宪，从而引发亚洲邻国的担忧。刘教授认为，这虽然是日本的内政，但如果当前的修宪草案完全通过，会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说，这还需要日本的国会和民众来决定。”刘江永说。

    这本书集中就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经热”矛盾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重点分析相关领域的重大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未来中日关系前景的预测，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与策略，供中日两国决策者和所有关心中日关系的人士参考。

    刘教授认为，解决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有赖于中日双方的努力。中方既不能无所作为，又不能急于求成，一厢情愿，而是需要着眼21世纪，制定一项今后10年至15年的对日综合战略。

    在“建议与结论”一章，刘江永提出了中国可取的政策选择。他认为，中国政府可考虑制定“三程战略”，即近程、中程和远程目标，以及改善中日关系的路线图。

    第一，近程目标可巩固安倍访华成果，争取通过2007年中国总理、国防部长访日，加强同日本各界的交往，为中日关系中长期的改善奠定基础；第二，中程目标可着眼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和中日联合宣言发表10周年，大力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友好交往，为未来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培养接班人；第三，远程目标着眼于本世纪头20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可谋求加强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防止2015年之后出现美日联手对话战略格局。

    “今后如能以此类推，中日关系便可能每5年形成一次友好的热潮。”刘江永教授认为。

    刘江永教授出生于1953年，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安全、日本与东亚问题。1994年获人事部授予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目前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教。

    本报北京2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