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听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朱庆生笑逐颜开。他是为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医卫投入而高兴。“过去我们对医卫投入太低了，造成的问题也非常严重。今年一年增加145亿元确实不容易，说明政府作了努力了。”

    作为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经历了中国医改二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中国人谋求更好医疗服务的努力。据他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的医院秩序非常混乱，“早上是茶馆，中午是饭馆，晚上是旅馆。”经过治理后马上又面临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为此，1985年，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揭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市场化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然而，20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讨论几乎把医疗改革带回了理论原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不成功”的报告及以后大风大雨的交锋，逼迫决策者重新审视走过的轨迹。普通的老百姓不能够再忍受一路飙高的医疗费用，甚至出现了有病不医、因病致贫的现象，“看病贵、看病难”作为一种市民化的描述流行起来。

    一切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现在学界、政界仍无定论。然而，有一点已被肯定，那就是政府的责任远没有跟上时代的需要。这包括长期低下的财政投入和软弱无力的监管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的滞后。正是在这种认识上，新医改方案开始酝酿，而且一些迹象表明，增加投入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人们对新的方案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对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双头燕式的医改领导小组也寄予厚望。本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人希望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医治当前医疗领域种种沉疴，让就医不再是无法承受之重。政府也在不同的场合给予了承诺或者暗示。

    这所有的一切，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得到了某种程度解答。温家宝总理表示，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医疗卫生支出 312.76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145.36亿元，增长86.8％。“不仅增幅居各事业之首，也改变了十多年来医卫投入下降、徘徊的局面。”朱庆生说。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这些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四件事：一，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二，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重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三，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政府对困难群众给予必要的资助；四，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将甲肝、流脑等15种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有效预防的传染病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不过，在欣喜之余，委员们似乎意犹未尽。在3月5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连达借用中医的一句老话说，“标本兼治效果才好。增加145亿确实非常令人鼓舞，但是也该看到那只是破题而已，离治本还有距离。”

    他认为，145亿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政府投入不足的局面，同时也无法满足免费给人们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需要。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支出都非常匮乏，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欠账，也直接导致居民个体成为医疗费用最主要的承担者。“现在，仅仅将医卫支出从总预算的3．5％提高到3.6％，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根据有关的测算，如果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600亿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我们的投入没有一个合理的增长，还要靠医生、医院从其他方面找钱，那么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李连达提请政府合理增加医药经费，“我不要求脱离实际，人家国外每年增加10％，我们每年增加6％、5％总是可以吧。”

    他的话得到了全国政协医卫组不少人的支持。他的另一项提议也同样深得人心。那就是政府应该将医改方案拿到两会上让代表委员过过目。“在医改问题上，应该掌握两条：第一要积极，第二要慎重。”他说。

    他所谓“积极”是指要抓紧搞，不能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种各样的高论满天飞，但是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到底怎么个改法。“审慎”的意思是要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有个表达的渠道。这包括一线的医生患者，医卫方面的专家，甚至领域外人士。“我觉得应该开门搞，可是现在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神神秘秘的。”他不相信闭门造车能够有什么好的结果。他建议，政府应该趁着两会的机会，将方案和盘托出，即使还没有完全成熟，代表委员提提意见总是没有坏处的。

    照片：3月6日，政协医药卫生界小组会，邵一鸣委员（左一）向同组的卫生部原副部长朱庆生递交一份“关于加强国家卫生行政管理的建议”。会上有委员提出，现有的卫生体制管理分散，政策往往到了基层就落不到实处，建议加强卫生部的行政管理职能，尽快与国际卫生管理体制相接轨。本报记者陈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