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土地等问题的时候，都没有农民参加，在人民政协中是不是可以增加农民界别？”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刘迎龙今天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增加农民界别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刘迎龙说，在我国现阶段，农民队伍已发生很大变化，涌现出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还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毕业后到农村去当“村官”。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最有发言权。今天中午，他刚刚写好一份《关于调整全国人民政协界别的建议》的提案，建议“将现有的农业界别改为农民与农业”。

    “希望政协组织增加基层委员”，与刘迎龙的感受相似，全国政协农业界别委员舒安娜说，农业界别委员里一个农民都没有——不仅是农业界，工会界别委员中，担任委员的大都是工会领导，真正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寥寥无几，直接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弱了，应该增加工人界别。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肖建章认为：“政协界别设置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应增加农民和一些新兴阶层界别，使人民政协更具包容性，涵盖面更广泛。”

    “还应该增加司法界别。”刘迎龙认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人大代表表决通过。在政协应有司法界别对法律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性意见。特别是现阶段，我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出台许多新的法律法规，对其是否合理，有否交界、空白、矛盾，国际范例如何应用，要进行深入、高层次、跨学科、多方面的讨论、研究和协商，确保我国法律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更适应我国社会的需要。

    “还可以避免出现像《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的一片不同之声，给医疗纠纷的解决造成很大困难。”身为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主任医师的刘迎龙补充说。

    一些连任几届的老委员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政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政协设置界别组成，应反映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的现实。

    一位60多岁的老政协委员表示，他对全国政协完善界别设置非常有信心：“因为贾庆林主席在常委会报告中专门谈到，要加强界别工作，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发挥界别作用的工作机制。”本报北京3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