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建设和谐世界。在你心目中，和谐世界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政府将为此做哪些努力？另外，某些国家的舆论批评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对一些国家侵犯人权和腐败等问题不愿意施加更大压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肇星：胡锦涛主席和中国政府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

    我们在外交上致力于推进国家间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寻求睦邻互信，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安全，持久和平；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能干涉成员国的内部事务。同样，任何国家就更不应该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实际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

    韩国广播公司记者：最近六方会谈有关工作组会议已经正式启动，中国以朝鲜半岛无核化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主持该组会议。请问中国计划怎样举行这次会议？中国对60天起步阶段以后的措施有什么计划？

    李肇星：通过中国的积极斡旋和各方的共同努力，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的共同文件，确定了各方落实共同声明的起步行动。

    实践再次证明，六方会谈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现实有效途径。有关工作小组根据起步行动共同文件的要求，最晚也要在9天之内开始工作，比你刚才所说的还更早一点。

    落实共同文件，推动六方会谈和半岛无核化进程不断发展，对维护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意义重大。一诺千金，我们希望各方都履行自己的承诺。中方坚定地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我们愿意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随时协调，推动六方会谈不断取得成果。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记者：媒体已经报道了胡锦涛主席本月底将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胡主席同俄罗斯领导人将讨论哪些重要的国际问题？

    李肇星：胡锦涛主席将应普京总统邀请，再次访问俄罗斯。访问的内容会非常丰富。我只介绍一项内容：互办国家年。这是落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重要步骤。去年是中国“俄罗斯年”，中俄双方举办了300多项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巩固了两国友好合作，充实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将举办近200项活动。

    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民正在共同努力，要让中俄世代友好更加深入人心，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水平，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彭博新闻社记者：中国在和平崛起，将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家。中国表示不会去干涉其他国家。可是一个大国不可能不去影响别人，你怎么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如何影响而又不干涉别人？有人注意到胡主席访问苏丹期间鼓励苏方多与联合国合作，请你解释这次访问的目标是什么？也有人说中国这样的鼓励也有点干涉苏丹内政。你怎么解释？

    李肇星：胡锦涛主席在新年一开始就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对8个非洲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的重点之一是落实在去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同非洲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对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援助的具体措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地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不算富裕，我们自己的发展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我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提供援助的时候都不附加政治条件，援助是务实的。

    我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际上我们发挥着建设性作用，我们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事业而努力。刚才我提到，国际关系中一条很重要的准则，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所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能想象，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试图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世界还会保持和谐，保持和平发展。国家之间可以进行平等友好的协商。我们就是持这样一个态度和非洲国家，和所有国家进行友好的、平等的对话。

    的确，胡锦涛主席在访问苏丹的时候，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受到了苏丹人民、苏丹邻国人民、非洲国家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国家人民的欢迎。简单地讲，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欢迎和支持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达成的共识。中国政府也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不只一次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都能够尽己所能，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提供一些实在的帮助。

    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最近日本首相安倍发表有关“慰安妇”的言论，重申他对这个问题不会再道歉。请问这对中日友好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对温总理下个月访问日本会不会投下阴影？

    李肇星：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这是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历史事实，应该负起责任，郑重地、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

    历史应该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不应该成为拖后腿的包袱。真理往往是最朴素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是最简朴、最实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应该把握中日关系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处理好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拓展和深化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推动中日关系转圜、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应安倍首相邀请，温家宝总理将于4月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七年再次访日，对推进和规划两国各领域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在日本美丽的城市——也是很古老的城市——京都郊区一个寺庙里，我见过这样几个汉字：大道无遮拦。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它的发展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中央电视台记者：最近伊朗核问题再度升温。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官员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已经开始讨论起草关于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你认为目前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中方准备做哪些努力？另外，作为外交部长，你常年在外，过去一年在国外，包括在飞机上度过多少时间？它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去年一年中国外交的态势。

    李肇星：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忠实地履行自己作为《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义务。我们坚定地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我们一直支持通过外交努力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这对各方都有好处。中国一开始就参加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德国的磋商。我们认为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应该得到执行。

    我们欢迎、支持并呼吁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合作，希望伊朗方面珍惜同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等国的谈判渠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和平更加值得珍惜、更加可贵。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都能有利于外交谈判的恢复，安理会的任何行动都能有利于推动这一地区走向和平稳定。

    你问的数字，我没有办法统计，因为太多了。礼宾官帮我统计了一下，2006年我陪胡锦涛主席出访4次，陪温家宝总理出访3次，我自己出访7次，大约到过50多个国家。

    我自己永远难忘的、我最珍惜的一些记忆，是我访问过的一些困难多的国家，比如说在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大陆的53个国家中，我已经访问过47个。

    我最难忘的是今年一开始，我在11天时间里访问了7个赤道线上和附近的国家。那里的天气比较热，蚊子比较多，但是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对中国人民充满了真诚的友谊。见到这些国家的人民，我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中国永远不会忘记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帮助，包括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宝贵支持。

    在非洲一些自然条件艰苦的国家，也忙碌着许多中国记者、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还有许多中国医生。从1956年到现在，中国共向非洲派出了1.6万人次的医疗队员，共帮助非洲老百姓看病2．4亿人次。

    还使我受到鼓舞的，就是这次从非洲赤道线上回到北京，有那么多青年朋友来找我，他们希望我能帮他们想点办法，让他们到非洲去做青年志愿者，和非洲人民一起劳动，一起使这些非洲国家变得更富裕、更美丽。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中国对日本来说，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可以预想，东亚地区将迎来两个大国共同存在的时代。你认为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保证以及联合国事务等方面，应该怎样处理双方的关系才能携手带动东亚地区的发展？今年4月份，温家宝总理将访问日本，这次访问将促进两国的关系和交流。中日友好交往在下一个阶段还会有哪些举措？

    李肇星：去年10月，中日双方就克服两国关系的障碍和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达成一致，中日关系开始走上改善与发展的轨道。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值得共同珍惜。

    我们愿意同日方一道，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努力。我们愿意根据两国之间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积极发展睦邻友好合作。我们愿意加强同日本在经贸、科技、环保及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我们也愿意同日本就东海问题进行磋商，坚持共同开发的大方向，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使东海成为友好之海、合作之海、和平之海。我们也希望看到日本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你心里想到的可能还有安理会改革问题，这是一个多边问题，我们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参加民主讨论。我们两国外交部的工作层面也可以就这些问题保持接触和磋商。

    我刚刚对日本进行了一次访问，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我对温家宝总理即将对日本进行的正式访问取得成功更加充满信心。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特别在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时候，宣称台湾要“正名”，要“独立”。请问从大陆角度看，这种说法是不是等于推翻了他过去所承诺的“四不一没有”？大陆在国际场合，在外交上会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另外，李部长在台湾的知名度相当高，很多台湾民众对部长也很感兴趣，如果部长退休了，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才可以继续推动大陆的外交政策路线？

    李肇星：我对陈水扁最新抛出来的“台独”分裂主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已经在昨天发表了严正声明，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宝岛台湾，到什么地方都会经常联想到我们美丽的台湾岛。比如有一次我去青海出差，看到一座山叫日月山，我立即想到的就是台湾岛上的日月潭，觉得它们就像兄妹俩或者姊妹俩。

    你谈到我退休之后的问题，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人才。中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各方面水平都比我高。我对此充满信心。我认为一个人能成为人才，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才会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人民，就会热爱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法新社记者：六方会谈的外长会40多天后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六方会谈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你期待这次会谈会有什么样的进展？面临什么障碍？六方会谈将来会不会变成东北亚的和平机制？

    李肇星：2005年9月19日发表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得的外交文件。按照文件的精神，我们要把各方以实现半岛无核化为共同目标的承诺逐步化为行动，这对半岛的和平稳定很重要，自然也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密切相联。

    不久前，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取得了进展，又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希望有关工作组也都能按时开始工作，而且在工作中能够取得实效，逐步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

    中国日报记者：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提高，不少国家提出中国应当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李肇星：我们是依法行政。我今天带来了自己学习的三本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联合国宪章》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我们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认真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尊重别国的合法权益，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分歧，通过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我们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对外开展友好军事交流，增强军事透明度，积极参与反恐、防扩散、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前天，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先生告诉我，这些年来，中国先后16次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派出的维和人员超过5000人，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

    胡锦涛主席这次访问利比里亚的时候，检阅了我们在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部队。我们在利比里亚的维和人员将近600人，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是利比里亚人民的好朋友。他们除了完成联合国有关决议赋予他们的职责，还帮助当地老百姓做好事，参加一些扶贫工程，深受欢迎。也有一些中国维和人员在执行其他维和任务过程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为了维护和平，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他们失去生命，是为了一项光荣的事业。

    半岛电视台记者：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这两个名词我们特别熟悉。但我们看到，国际事务好像只有一个国家说了算，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一个超级大国，我指的是美国，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我指的是伊拉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点反应。同时，我们怎么能解释一个主权国家想发展并和平利用核能，国际社会对它实施制裁，我指的是伊朗。同时另一个国家发展核武器，国际社会都视而不见，我指的是以色列。这样的事很多，这样的“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同我们希望的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是不一致的。你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中东地区几个问题，比如伊核问题、伊拉克问题和巴以冲突的问题持何立场？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平衡不正常的、双重标准的国际秩序？

    李肇星：还没有人说过当今世界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是完美无缺的。你的问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复杂、充满各种挑战、存在不同标准的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要求，想办法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缩小分歧、解决分歧、扩大共同点，使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加合理一点，更加民主一点，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更多一点。

    我们要冷静地对待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任何事情都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取得成绩的时候，取得进步的时候，我们务必看到我们还会遇到困难，还会面临挑战。现在一方面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发展；另一方面，很多地方不太稳定，在发生动乱，甚至局部战争。经济秩序也不合理，南北差距还在拉大。文化秩序也不合理，有的国家文化那么优秀，但是其他国家不大知道。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逐步解决。

    大家都在说重视人权，可国际上的人权状况却太不合理。人权嘛，首先要活着。可是，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在不同国家是多么不一样！去年统计，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是82岁，最低的国家是36岁。要做到人人生而平等，至少得活得差不多才好嘛！现在看来，要实现这一点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有一个诗人叫杜甫，他说过这样的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世界许多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到今天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要争取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发展、和谐的世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要做长期努力。

    谈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首先就要保护环境。美国一个著名女环保学者，早在30多年前就指出，实际上贫困是最严重的一个环境污染源。我记住了这位女学者的话，是因为当年我像在座一些记者那么年轻的时候，有幸在非洲肯尼亚，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和其他国家代表团一起，参与了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环境保护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在那个光荣的时刻，这位女学者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她写的一本书中文就叫《只有一个地球》。中国与阿拉伯人民有传统的友谊。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恢复合法权利。中阿互利合作发展也很快，去年中国同22个阿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已达655亿美元。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国家在能源领域进行着互利合作。去年，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量约占这个地区原油贸易量的6％。

    关于中东问题，我认为巴以双方应从本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维护地区稳定、和平的大局出发，在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早日实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处。

    关于伊拉克问题，据今天早上的外电消息：到昨天为止，在伊拉克死去的美国士兵已经达到3100多名。这都是生命啊，都是年轻的生命！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早日看到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地区走向和平。我们欢迎伊拉克政府在稳定安全局势、推进民族和解、开展重建上所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期待联合国也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愿意继续为伊拉克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印度教徒报记者：外长先生，最近你刚对印度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进一步表明，最近几年中印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在两国关系中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但对我们都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边界问题。中国认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最大障碍是什么？多久才能排除？最近也有人在讨论中国和印度联手建立一个大型经济集团或者是经济区的问题，你认为在两国之间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之前，这个想法能实现吗？

    李肇星：我特别高兴有机会与你和其他各位记者分享我这次访问印度的幸福感。我到了每一个中国小孩都向往的地方，就是唐僧到过的地方——印度的纳烂陀。我在那儿过了一天一夜，心情无比愉快，觉得自己仿佛又变成了一个热爱学习的“小学生”。

    “纳烂”在印地语里就是莲花，象征着“知识”。“陀”相当于“给”，是给人知识的地方。中国河南出生的和尚玄奘历尽千辛万苦，靠个人努力到了纳烂陀，在那里当留学生，又当“外教”，一共呆了12年。他成为中印两国传统友谊伟大的代表和桥梁。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首任总理和印度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尼赫鲁，决定要在那里修建玄奘纪念堂。这次我去就是参加这个纪念堂的修缮典礼。这个典礼成为两国人民一个盛大的节日。今年还是“中国－印度旅游友好年”，两国的旅游者也会更多地到彼此国家去旅游，两国留学生的交流也会大幅度增加。

    谈到中印边界问题，那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当家作主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相信取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两国总理已经任命了特别代表，中国方面代表是戴秉国副外长。双方已经进行过九次会晤，达成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就解决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中印边界地区将继续保持和平、安宁。以《中印联合宣言》为指导，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发展，这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着好条件。只要从友好大局出发，本着和平友好、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一定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瑞典电视台记者：现在全球变暖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影响？中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来帮助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李肇星：大家都关心气候变暖的问题。我到贵国访问，最吸引我的是那里的夜晚，星星那么“拥挤”，好像天空都难以承担它们的重量了。我特别羡慕。每个国家真是各有长处，我们应该相互学习。

    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基本原则。中国现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到有的大国的六分之一，部分排放也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中国也是一个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我们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举个例子，和你的国家有关系，也是贵国的光荣。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动乱，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想尽办法，派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会议。我们对瑞典为人类环境保护事业所做的贡献记忆犹新，给予高度评价。

    我还记得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会议的一位中国官员，他就是担任过中国环保局局长、全国人大主管环保工作的负责人曲格平。他还得过联合国环境保护奖。

    中国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将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的贡献。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人担心，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在与小国交往的时候，可能出现所谓“新殖民主义”。请问中国如何开展大国对小国的外交？是否有新思维？如果有的话，又如何运用在对东南亚小国外交上面？

    李肇星：《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我相信和在座每位都有关系。第一条就是男女平等。第二条就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中国知道自己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知道自己存在着许多困难和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当作自己全部外交工作的基础。

    平等相待不应该是一句外交辞令，应该表现在行动上。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这次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八国之前专门提醒我们，一定要多体谅非洲朋友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多同他们友好协商，进行实在的互利合作，特别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的合作，能有利于他们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的合作。温家宝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也告诫我们随同人员说，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善良的传统，别人帮助我们做了好事千万不能忘记，我们帮助别人干了好事可以忘记。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非洲受到那么热情的欢迎，我觉得最真心的就是来自广大非洲群众的欢迎。那么多群众在炎热的太阳下，他们汗珠里闪烁的阳光，他们那么自然朴素的微笑，和中国人民的友情一起相互交融，这尤其令人感到亲切、贵重。我碰见十几位得过疟疾，因为得到中国大夫治疗，使用了有中国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后康复的非洲朋友，他们都说：“我的生命是中国朋友给的！”

    新华社记者：2006年我国公民出境人数达3400多万人次。随着改革开放，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涉及海外中国公民的意外情况也在增加。中国的领事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将采取哪些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和海外侨胞在国外的合法权益，人身、财产安全？

    李肇星：现在中国外交部一共有4800多位干部和员工，有驻外机构240多个，所有这些人员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地负有为在境外的中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提供领事保护的责任。

    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我们这方面的服务对象急剧增加。到前天为止我们的统计是：在国外现在大约有67.5万中国劳务人员，从事远洋渔业人员4万多，外派船员15万多。在海外设立的中资机构有一万多家。出国旅游的、探亲的、留学的也在增加。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国已经达到132个。

    2006年，我们的出境人数达到3452万人次。世界旅游理事会估计，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将超过一亿人次。外交部和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一年来一共处理了领事保护案件3万多起，包括三名中资公司人员在巴基斯坦遇到恐怖袭击身亡，香港一个旅游团在埃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还有两次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尼日利亚被武装分子劫持。我们还实施了从所罗门群岛、东帝汶、黎巴嫩和汤加撤侨的行动。

    总之，我们要努力把“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变成领事保护行动。具体措施包括：发挥外交部牵头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预防性领事保护工作，普及领事知识，颁布《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及时提供领事服务。遇到重大案件立即交涉，必要时派出外交部长特别代表或政府工作组赴事发地，协助有关国家依法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还要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研究分阶段推动领事保护立法，规范领事保护工作。

    记者招待会历时2小时10分钟，6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