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第二年，全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跨过开局良好的起步之年，步入“爬坡”阶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制定的好的政策在少数地方落实时走了样。原因是什么？今天，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邀请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志福委员、“三农”问题专家任玉奇代表以及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主任，一起探究这个问题。

    建新农村大跃进值得警惕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要把中国60多万个自然村建成新农村，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

    黄季焜主任说：“去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后，中央投入的力度很大，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这么提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新农村建设正式启动这一年多来，个别地方的领导、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有的说希望在‘十一五’期间就要达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这就把它简单化、片面化了。”

    前不久，黄季焜所在的中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在全国五个省开展了“百村调查”，这100个村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来说做得不错，但是他们也发现有10个村左右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搞新村庄建设，沿海地区、中部、西部都有这种情况。他们调查发现，在沿海某省的一个村子，开发商建了20套很大的别墅，这是第一期，他们还希望继续扩大建设第二期，他们没有考虑农民要不要这个东西。

    来自湖南湘潭、农民出身的任玉奇代表此前连续三年自费10多万元到湖南、福建等地调研。他发现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化为单纯表面的建房屋、修公路。他说：“党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大的革命，不是简单地建建房屋、修修公路。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关于新农村建设那么大篇幅，而房屋建设这一块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除了新村建设，还有地方提口号，希望短期内建成新农村也同样值得警惕。”杨志福委员说。中央党校等单位近期发布的《2006年新农村建设状况报告》说，贵州一个村计划用5至10年建成新农村，这对一个人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数的村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征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这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表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村容整洁’最容易做到，好看，见效快。”杨志福委员说。

    政绩冲动造就“盆景式”新农村

    “我认为主要是机制上的事儿。”黄季焜直言不讳。

    “这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黄季焜说，新农村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贫困地区，一任领导或者若干任领导前赴后继都很难看到明显的成绩，个别领导急于在任期内出成绩，面对现实繁重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选择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盆景式的新农村建设，以展示政绩。再加上长期以来，我们的干部考核、任用体制上往往是官员对上负责，而不往下对老百姓负责，这样干部就希望把事情做出“彩”，让领导加深印象，政绩工程就是这样来的。可是他们骗得了领导，骗不了群众，所以有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农民处于观望状态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如果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选择权，那么替民做主的善良愿望，往往会适得其反，实际上会侵犯和伤害农民的福祉。

    农民有能力设计选择自己的未来

    “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制约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这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任玉奇代表说。

    “我们说跳出‘三农’看‘三农’，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必须深化改革。”黄季焜接着说。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必须选择的途径。举一个例子，新农村建设靠政府的投入是不行的，要发动政府、企业、农民本身自己的投入。但是要叫企业、农民投入，政府不创造基础设施，不创造很好的市场环境，政府不把土地产权利益各方面问题解决好，农民不会投入，企业也不会投入，最后新农村建设就需要政府投入，这样的新农村建设是永远建不起来的。要做好这件事就需要政府职能转变，把它的职能转到完善公共服务职能上面来，政府做不了的事情，要由农民、企业来做。

    黄季焜说，再者，应该探讨一些方法来改变现在的干部业绩考核制度。

    “总理的工作报告获得了35次掌声，其中一次就是献给‘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权益，反对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杨志福委员说，“我们得相信，农民有智慧设计、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

    照片：3月7日晚上，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杨志福委员（中）、“三农”问题专家任玉奇代表（左）以及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主任（右）做客本报与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本报记者李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