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将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新代表。

    3月8日，这条消息一播出，陈明钰就接到工友的电话：“小陈，要是你能去当人大代表就好了。”

    来自陕西旬阳县的陈明钰在青岛外来务工青年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初到青岛，他一边打工一边自学法律，1999年4月取得了山东大学法律专科毕业证书。2000年11月23日，全国第一条服务进城务工青年的免费法律维权热线———“小陈热线”在青岛开通。

    后来，陈明钰成为青岛市南区进城务工青年团工委书记，建立了“工友之家”，并当选为“全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去年8月，他又成为青岛专门面向外来务工群体的综合服务场所——“新市民之家”的负责人。

    他现在习惯称自己和工友是新市民，而这也成为青岛人对农民工的新称谓。记者采访一些代表委员时也发现，他们在提案议案中建议将“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取代传统“农民工”称谓。

    陈明钰说：“工友们很激动，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庞大的群体需要更高质量的服务。”

    他笑着说：“我还不知道如何参选，但我挺有信心，想成为人大代表为农民工代言。”

    从盲流到新代表

    从“盲流”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新代表，中国农民工的政治地位走过了漫长的20年。

    上世纪80年代，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广东，出现了空前的民工潮，以至于在1989年和1991年，国务院先后发出《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迎来改革的春天，外资企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当年我国出现了4600万名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局面。

    但长久以来，他们的身份在城市中得不到确认，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工维权行为越来越普遍，暴力事件频频发生。

    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农民工的权利地位发生了巨变。

    当年，中央连续发出3个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同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走访三峡移民家庭时为农民工熊德明追讨欠薪，吹响了全国为农民工清欠工资的号角。

    陈明钰说，从这一年起，他开办的热线，在接访内容上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原来七成以上的电话是反映欠薪或权益受侵犯的，随着国家的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显著下降，而心灵沟通、信息咨询等内容超过了五成。”

    这一年，曾经做过农民工的王元成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了他参政议政的历程。

    当他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在北京建筑工地干活儿的苏北小伙子钱亮却因随身携带水果刀被收容遣送。

    连续5年，一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王元成都要去工地，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提出了多项保障农民工权益的议案，覆盖农民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和农民工因职业病返贫致贫等。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产业工人队伍。

    同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农民工再也不用东躲西藏。

    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曾把北京视为伤心地的钱亮又回来了，只花了5元钱就办好了暂住证。

    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一年，钱亮靠辛勤劳动买了小轿车。他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

    今年两会，已经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的王元成走进全国总工会，说是“代表农民工回娘家”。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各级工会已吸纳了4100万农民工入会。

    王元成说，在农民工的经济利益、生活待遇、子女教育等问题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农民工的政治待遇也在引起社会的关注。

    浙江外来人口已经超过1700万，成为仅次于广东的省份。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说，这些务工者成了新浙江人，必须让他们享受当家做主的权利。

    于是，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戴全明当选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大代表。同时，重庆忠县打工农民向世洪当选重庆沙市区人大代表。

    据农业部预测，未来10年，中国农民还将以每年850万人的速度向城镇转移，预计今后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到3亿人。

    新市民，你们准备好了吗

    有学者指出，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农民工群体的命运如何，预示着中国究竟能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国家。同样，这个群体的素质如何，也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从2006年10月29日至2007年2月23日，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在11个省份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接受培训问题进行了调查。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把这份最新调查带到了全国两会。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自己填写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56年，学历以初中毕业和初中未毕业为主，其中初中未毕业的约占45％，初中毕业但没有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约占33％。在外打工农民工中，有50％的人认为自己学历太低，不利于更好地工作。

    史宁中代表告诉记者，根据测试成绩，农民工的实际文化程度为5．13年，与他们自己填写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43年。

    他认为，这种差距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不高，二是农民工缺乏继续学习的动力和机会。

    农民工不仅学历普遍偏低，大多数农民工还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中只有12.7％的人接受过进城打工所需的某些技能培训，11.8％的人接受过保障农民工个人权益等相关法规的培训，11.8％的人接受过安全生产培训。

    没有一技之长，给农民工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根据调查结果，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有43.4％的人认为自己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掌握一门技术。

    史宁中说，调查员还对农民工的语文、数学、科学3个科目的知识水平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总体偏低，特别是语文成绩远远低于数学和科学成绩。

    史宁中代表说，语文主要测试是阅读能力，阅读能力低就给农民工理解文件、合同、法规带来困难。他说，必须提高全体新一代农民和农民工的文化素质。

    “从农村到城市，是人生的一大跨越，但本身素质不高使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跨越能力。”长期为农民工服务的陈明钰这样说。

    “随着产业结构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对务工人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民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就业、择业、生活及参政议政”。

    全国政协委员董经纬说，农民工培训已成为农民工能否成功就业的关键。

    目前我国中职学校有1600多万在校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民革中央提案建议，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政府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保障机制。

    针对我国大部分农民没有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具体情况，史宁中代表建议，尝试对农民和农民工进行高中阶段的具有学历的成人教育，包括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并可以把职业教育与上岗证书结合起来。这种教育应当包括提高语文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教育，这种教育实质是对农民和农民工进行补偿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建议，开放城市教育培训系统，尽快落实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他认为，落实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利，不仅有利于农民工个人，也是国家发展与强国的战略需要。政府培训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的技能素质责无旁贷。

    新市民陈明钰近年来主要工作是帮助工友融入城市。“新市民之家”设有图书阅览室，开设新市民课堂，定期开展包括文明礼仪、法律法规、外语、计算机等内容的讲座和培训，同时组织工友参加城市志愿服务，提升市民意识。

    陈明钰说，希望这样的“新市民之家”和“工友之家”再多一些。

    一个进步的时代，需要高素质的新市民。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