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说：“今年开两会，我是带着400多篇博客文章和公民的意见来的。开会期间，我每天都尽量抽出一小时，就两会的情况写博客，和大家沟通。”

    周洪宇说：“今年两会，我准备了10来个议案和建议。”

    他们只是众多尽职尽责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几个个例。尽职的人大代表该怎么当？3月10日，本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联合邀请这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教授一起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如何看待代表为地方争利益

    叶青说：“今年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我感觉是最累的一年。”他从2003年开始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去年开始设了“代表叶青”的博客，一直坚持至今。

    今年两会，叶青除了就消除公款腐败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发表见解之外，主要提的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议案和建议。他说：“今年我主导的议案和建议，最重要的是‘在中部崛起过程中，建立国家级的武汉新区’。”

    叶青代表来自武汉，所以要提出中部崛起的问题。在全国两会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西部的代表总是向中央为西部大开发争政策。如何看待不同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为地方争利益？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说：“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好。人民代表虽然是全国性的人大代表，但是国家不是抽象的，是分成各个部分的。所以，来自每个地区的代表代表本地的利益，通过全国人大会议这个全国性的平台，进行利益上的交换、妥协，最后制定对国家最有利的政策。西部的代表为西部争利，东部的代表为东部争利，通过代表之间的协商，最后通过利益平衡达到最佳点。”

    尽职的人大代表有什么标准

    张千帆教授说：“人大代表就是要代表选民的利益。”他说：“我们社会有很多问题，选民有很多要求。我们看到两位代表分别提了十几个建议和议案，都是反映中国当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洪宇代表以研究教育为主，他提的建议除了教育问题之外，还有很多公众关心的问题，比如《反就业歧视法》等。他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还提过制定《国家统一法》的议案。当时，他要提这个议案时，身边有代表说，你知道中央政策是什么吗？这个问题不是你的专业领域，你怎么敢提？第二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反分裂国家法》获得通过。

    在周洪宇代表的个人网站“洪宇在线”上，周洪宇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叫作“立场比专业更重要”。他说，当好一个全国人代表，要有“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和专业的视野”。

    北大教授张千帆说：“我完全同意立场比专业更重要的观点。”

    给人大代表配律师助理

    叶青代表，有学者和官员身份，他还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今年两会，他提的两个议案分别是建议制定《预防自杀条例》和修改《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暂行办法》。

    针对“预防自杀是否有必要制定一个条例”的疑问，宪法学者张千帆说：“我个人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什么法是否有必要制定，应该由人大代表说了算，最终他们对大家负责。”

    叶青代表说：“这两个议案都有一些民间组织给我提供一些系统资料，我自己再进行分析。”

    张千帆说：“我国人大代表需要一些制度性的支持。目前看我们人大代表不少在那儿单打独斗。这两位代表是政府官员，加上他们又热心公益事业，他们有政府的资源来帮助做人大代表这件事情，这本身当然是很好。”

    张千帆说：“但是我们看到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很多人，还有很多地方人大代表，他们没有这种支持，也没有专业性的知识，这样就会阻碍他们把当地的一些需要反映上来。一方面提高人大代表的本身素质，但是每个人都不是神，都是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研究教育就不可能对台湾问题非常专业；或者研究财税，不一定对教育问题非常专业。所以，需要有一套班子来帮助你。美国议员有很多的秘书都是律师，有一个班子帮他起草立法建议。”

    叶青和周洪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都没有秘书。周洪宇说：“我没有秘书，但我在亲力亲为之时借专业的手。要把专业以外的事情做好，就必须借助专业的力量延伸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建议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就是和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的一位老师一起做的。”

    他透露，“我在给全国人大提建议或者议案的时候，我会把参与者的名字附在这个议案和建议的后面，称为‘代表助理’，这个事情我已经做了几年了。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代表助理，署名前我会征求他的意见。”

    周洪宇说：“我在网上公开征集一些代表助理。如果有谁愿意，可以把他的议案和建议发给我，直接发到我‘洪宇在线’的信箱里。”

    张千帆说：“通过网上征集更多的代表助理是很好的想法，但这目前只是个人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会发挥作用。但是要真正让每一个人大代表都能够发挥作用，还要完善一些制度。某些地方人大做得很好，深圳市人大就给每一个人大代表配备一个律师，是法律助理，这非常有必要。假如给3000人不到的全国人大代表每人配备一个律师助理，会增加一些费用，但完全不是过分的要求，完全是我们国家可以承受的。”

    叶青代表说：“有时我们会去咨询一些律师朋友。有人递给我一些案件材料，希望我递到有关部门。但我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否判错了，我就请律师朋友帮我判断。我知道有的人大代表有自己的的智囊团。”

    湖北团的洪可柱代表就一些经济学家的问题公开表达了观点。他就曾向媒体坦言：“我说的话都是根据的，我后面有智囊团。”

    如何看待“最后一年敢说话现象”

    今年是十届全国人大最后一次会议。采访两会的记者，发现代表委员特别敢说话。一些人大代表第一年时说，“我们到北京是来学习的，听了报告很受感动、很受启发。”有批评意见说，“你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不是来学习的，是代表人民议政的。”

    周洪宇说，代表本身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谁都没有当过代表，谁都不是天生的代表，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各方面学习提高自己。所以，有一个“想做代表，敢做代表，会做代表”的过程。

    周洪宇说：“他一开始可能是想做代表，但是他不敢做代表，所以他说，我是来学习的，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做，也不怎么会做。第二阶段，他有一些想法了，敢做代表。但是敢不等于做得好。要做好代表很不容易，因此他可能后来逐步学习提高，才会做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最后一年有的代表敢说，也会说。”

    叶青说：“在代表里面，比较敢说话、会说话还是有一定的比例。有的代表说的少，但是说得好。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不一样，应该依具体的情况来区别，不能强求。投票也是一种说话。”

    怎么看待“越到最后一届越敢说”？张千帆说：“这未必就是一个胆量的问题。我非常希望，我们3000名人大代表能够尽早地进入状态，做好真正的立法者。”

    照片：3月10日晚，人大代表叶青（左二）、周洪宇（左三）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右一）以及本报记者王尧（左一）做客本报、中青在线、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在线访谈。 本报记者 李建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