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农业界别委员，杨志福委员一直最为关注农村和农业发展的问题。昨天，杨志福委员在会议驻地接待了一位来访客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程漱兰教授。

    两位专家——一位是71岁、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另一位是59岁的大学教授，尽管素昧平生，但对土地和农民的共同关注很快拉近了两位学者的距离。

    话题围绕着一桩农民的耕地被非法侵占的案件展开。程漱兰教授感慨地说：“我非常不幸地被中央电视台请去做了一次评论，就陷入了这一场纠纷中。”

    程漱兰介绍说：“这是一起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典型案件：2003年春，以啤酒瓶为主要产品的山东升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用每亩3000元就‘圈’走了新泰市谷里镇北谷里村最后一片77.74亩水浇地；而理应承担耕地保护和农民利益保护责任的诸多公共职能部门，不顾农民的反对，帮助公司‘完成’了全套程序使之成为‘合法’，联手将违法违规‘落到了实处’。”

    2003年11月本报率先以《签了30年承包合同的土地说没就没了？》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以此为由作了一期节目《沉重土地轻如纸》，程漱兰受邀作为嘉宾对此进行评论。

    让程漱兰始料未及的是，2005年9月，她接到了北谷里村村民的求助：舆论监督并未对当地产生任何作用，被征用土地的4／5一直荒芜着，222.7251万元征地补偿款中，有200万元未见踪影。

    程漱兰立即将农民的反映材料分别转给了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部门，不料均无结果。程教授两次亲赴山东实地调查，写下了长达59页的举报信，向多个部门实名举报这起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征地案件。但半年多过去了，如同泥牛入海。

    程漱兰教授说：“一个典型的个案得到解决所产生的意义，胜过100个文件！总理报告里说要将耕地面积控制在18亿亩的红线内时态度非常坚定，但是通过我的经历，我发现农民的土地一旦被侵占，维权太难了！土地保护本来有多个环节可以控制，为什么每个环节都失控了？这让我对18亿亩的红线能否守得住，非常担心！”

    程漱兰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尽管“土地调控风暴”一波又一波，但北谷里村的农民连“微风”都没有感觉到，更让人担忧的是，近在咫尺的邻村又有上百亩的连片耕地在2006年的秋收后被“以租代征”，已经以“风暴”的速度建起了厂房！

    杨志福委员说，小组讨论时，多位委员都对此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自己也曾多次接到过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失地农民的投诉。但唯一解决的只有浙江大学城一桩。当时，杨委员得知浙江要建大学城，占地180平方公里，相当于1990年的杭州城那么大，杨委员以社情民意的形式反映上去，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大学城项目被制止。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转来转去，最后反映的问题又回到了下面。然后他来告诉你，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能怎么办？”杨志福委员有些无奈。

    “这一年多来的经历让我和我的学生们百思不得其解：纠正违法征地真是大象屁股推不动吗？这样下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向学生们讲解、不知道如何参与类似评论，不知道如何向单纯的学子们解读‘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定要守住、一定能够守住，更无言以对北谷里村那188户失地农民了。”

    杨志福委员被程教授的认真执著打动了。他表示，这虽然是个案，反映的却是一个普遍问题，地方政府为了部门利益继续占地甚至占而不报的现象，仍在一些地方蔓延。他一定会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将问题反映上去。

    为了农民的利益，两位学者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照片：杨志福委员和程漱兰教授谈起保护耕地问题，都神色凝重。 本报记者 赵青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