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艰难起步，走过十年后，终于在2004年7月9日迎来唯一一个胜诉的案件：广岛高等法院二审判定被西松建设株式会社强行绑架的中国人胜诉。然而，西松建设不服，上告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理由是中国已放弃了索赔权。

    在此诉讼案经过长达两年半的搁置后，2007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突然通知，3月16日将对“中国人赔偿请求权”开始进行辩论。

    这次辩论的结果，将判定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的成败。笔者认为，这次很有可能出现与广岛高等法院不同的判决结果。根据日本的法律，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日本各级法院做出判决的最后结果。一旦判定中国人没有请求权，就意味着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索赔诉讼将不得不终止。也就是说，索赔在日本国内的法律层面上，死了。

    之所以作出如此悲观的判断，和日本的政局息息相关。虽然安倍政权和中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在涉及修宪、入常和协防台湾等具体事务方面持强硬态度；在日本整体向右转的情况下，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问题也必将遭遇更大的阻力和挫折。

    整体形势如此，号称独立的法院系统不可能不受影响。对这种说法，日本政界人士会反驳说：“我们是法治国家，政府不干涉司法决定。”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索赔是在打官司，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

    在日本国内，这是和平主义者和右翼人士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律师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出钱出力，有的律师甚至为此从中产掉入贫困，有的律师被日本右翼骂为“日奸”。这些律师所代表的，是日本的良知。他们名义上是为中国人打官司，实际上是在为日本过去的暴行赎罪。如果3·16辩论让他们的努力画上句号，受损失的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以法律的名义亵渎自己的良知，历史将记录下这一日子，记录下日本的耻辱。

    说是耻辱并非小题大做。当德国为二战受害的犹太人、波兰人拿出相当于几百亿欧元的赔款后，日本还在为受害者是否有请求权而辩论，这中间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这些索赔者，有中国人，有韩国人，有俄罗斯人，有荷兰人，有英国人。目前，在日本进行的官司有40余件，其中涉及中国的有二十四五件，包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劳工索赔等多种类型。其实，索赔一方所请求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赔偿，更是公平和正义。这些受害者有的已经去世，幸存者也年过古稀。胜诉，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抚慰和释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索赔官司不是中国受害者和日本法庭的斗争，而是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力。

    尽管总体上悲观，笔者还是抱有希望，因为受害者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合法的。

    日本右翼诡辩，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1952年日本政府和“中华民国”依照《旧金山条约》签订的《日华和平条约》已提出放弃赔偿。然而，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则，中日建交后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的条约自然失效，日本方面援引此条约完全不合适。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指出，日蒋“和约”本身就是非法的，台湾当局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它宣布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但是，从中日两国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中国主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所以，才有了《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段令日本人民感动的文字。

    正是这段让日本感动的、以德报怨的文字，成为索赔官司辩论的焦点。

    日本法院一方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索赔权。受害者方面援引国际法及德国二战后履行赔偿的范例指出，国家赔偿和民间受害者赔偿有所区别。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但中国公民并没有放弃。

    对此，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田中宏先生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根据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条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1956年日本与苏联签署了《苏日声明》，条约中有“苏联政府及国民放弃赔偿”的表述；1965年的《韩日赔偿协定》中也出现了国家及其国民的提法。他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在赔偿方面没有提及“政府及民间”，绝不是疏忽，而是说明中国民间有索赔的权利，是合法的。

    3月16日，法官、律师和证人将会聚一堂进行辩论。其实，无论结果如何，辩论本身就是向全世界讲述日本的过去。因为，日本最高法院辩论的仅仅是“中国人赔偿请求权”。两个月前，它决定维持广岛高等法院的前三条判决，分别是：判定西松建设的强掳行为和强制劳作均为事实；判定西松建设的强制劳作是违反安全劳务规程的；判定西松建设的时效主张是滥用权力的行为。

    目前还无法确定判决的结果，即便判定“中国人没有请求权”，索赔也不会完全结束。

    周总理曾说“可以原谅，但不可忘却”，索赔的意义就在于此。十多年的耕耘，让更多的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国的人们知道了那段血泪斑斑的往事。索赔的过程就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再现，它的力量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