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们敢于强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当然是件好事。不过我以为，以杨澜委员为代表的“报告”论，显然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也都单独进行了报告。聆听和审议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各地“两会”的必备环节。因此，地方政府奢侈浪费之风不绝，根本原因并非是否报告，而是地方人大面对地方政府的报告选择了沉默。在沉默的地方人大和奢侈的地方政府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是先有前者，才有后者。

    监督的实现，先决条件是监督者对监督内容的全面准确把握。无须讳言的是，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给“两会”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一块没嚼烂的馍。财政开支中用于基本建设的多少，用于公共服务的多少，用于民生保障的多少，用于行政开支的多少，往往是一个总数字，具体科目语焉不详。加之专业术语密集，一些人大代表理解起来确有困难。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之间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无疑成了地方人大发挥监督职能的阻碍。

    但是，地方政府哪怕是有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与地方人大的默许有关。从理论上讲，人大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拥有无限的知情权和质询权。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和收支情况笼统模糊，人大代表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财政部门提供具体的报告。对报告中的疑点，可以理直气壮进行质询。对于财政部门不能自圆其说的开支，可以理直气壮进行问责。可是，很多地方人大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往往听之任之或者不痛不痒提醒几句了事。这种态度无疑是对监督权利的放弃。

    地方人大未能严格监督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选民的辜负。但是，地方人大及相当一部分代表面对财政开支浪费采取明哲保身态度，自身素质不高、议政热情不高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一个基本事实是，愈是基层的地方人大，愈是难以超脱的姿态监督政府。以豪华办公楼而言，很多市及市以下的地方人大，即便和地方政府不在一幢大楼办公，地方人大机关的办公楼事实上也不比地方政府差劲。此外，在公车配备、公款接待及公费出国之类的“待遇”方面，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等量齐观。试问，如此格局下的地方人大，拿什么底气来主持正义呢？

    诚然，地方人大也需要必要的公务开支，地方人大的领导干部也理当享受政策范围内的各项待遇。但面对政府的各种奢侈浪费乃至一切不规范行为，地方人大要拒绝沉默，前提在于让真正了解民情、关注民生、传达民意的公众代表进入人大。这需要革新选举方式，克服人大代表遴选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更需要解决官员代表“一股独大”的问题，避免人大代表头衔成为解决官员、企业家、演艺界明星及其他名人“政治待遇”的一种方式。

    行政成本不断高企，“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现象千夫所指却愈演愈烈，症状在地方政府，根子却在地方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公开行政成本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充分体现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民主，切实加强地方人大自身建设，保障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