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昆委员说，从10年前开始做政协委员起，他每年都在讲反腐倡廉的问题，如今仍然可以用“严峻”来形容。他说，内地发生的一些贪污案非常罕见，一个银行行长居然可以把上亿美元转到境外；而在香港，就算是最有本事的银行行长，拿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都难以想象。他认为，这说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有问题。

    经常往返于内地和香港的刘诗昆委员说，他曾经在机场碰到很多警察高喊“闪开闪开”，为人开道，他以为是来了国家元首，后来才知道是歌星、球星。一些明星上街，居然用警车开道。可在香港，成龙上街如果用警车开道，香港保安司司长可能第二天就得辞职了。

    刘诗昆委员坦言：“我坐假警车都不知道坐了多少次，不是武警却挂着武警的车牌。这些都是腐败现象，但明目张胆的事却没有人管。香港的制度很严密，想为所欲为也不容易做得到。”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太平绅士刘汉铨先生曾经是香港律师会会长、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他认为两高报告提出要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是件好事，建议有更多具体办法，比如是否可以通过政协对一些案件提出意见，希望能够有更详细的解释。

    刘汉铨委员认为反腐倡廉要同时做好两件事：“一是高薪，二是非常好的制度、很严格的规矩。”他说，香港公务员的薪水非常高，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水比香港还要高，高薪养廉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不可能空着肚子说大道理。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高薪是养廉的一个基础。

    刘汉铨委员说，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香港，法律规定非常细。每一件事都有非常详细的法律或者根据法律定下来的规定。例如，与法官有关的规矩非常多，法官除了在法庭上面跟律师沟通以外，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讨论案情。有了这样的明确规定，就可以避免任何人去影响法官，如果没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他可能会说：“我只是谈一谈事情。我没有贪污，我是公正的。”但有了规矩，就得要按规矩办事。

    在廉政方面，香港的法律条文非常严格，对于贪污、腐败的界定，既清楚又详细，就连公务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借钱都写得清清楚楚。公务员不可以随便向人借钱，但向银行借可以，或者把房屋押给借款人。此外，除了至亲以外，亲友之间送礼物，也是有限制的，不可以送几万元、几百万元。

    刘汉铨委员说，正是这些看似苛刻的规定避免了很多诱使公务员发生腐败行为的因素。香港法制比较健全，承担执行责任的廉政公署隶属于特首，权力比较大，特别是在监管方面比较直接，效率也比较高。

    刘汉铨委员还说，监督也很重要，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的监督都比较严格、强势而具体，有很多具体的规矩、条文。虽然法院、检察院也是接受政协的监督，但是具体怎么监督，没有具体的办法，没有讲清楚。“你说我有监督权，我怎么监督？我的权在哪里？我使用监督权的时候，被监督的机构怎么回应监督？怎么去配合这个监督？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化。今天香港委员的发言基本上都是肯定了两高的报告，方向是正确的，非常正确，党和中央政府是下了决心要反腐倡廉，建议有更多具体办法。有了具体的办法才能执行，执行才能有效。”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