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用儿子的口吻说的：“母亲，儿子没法去贪污、做生意发财、去偷去抢，我真的无法弄钱给你治病了。在家看着你病死，真的会很痛苦！”“别怪儿子不孝！祝你来生健康！”

    王美容不怪儿子和丈夫。从2003年得病以来，她已经花去了家里所有的收入。从第一次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做手术开始，王美容一家为她治病已经花掉了15万元。

    当有人找到王美容的儿子曹新安时。他说了一句话就道尽了农民就医的苦楚：“我们农村人生病，是小病养、大病拖、重病见阎王，得了癌症只能等死。”

    虽然看病难、看病贵是整个社会的痛点，但是这个痛点的中心却在农村。“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今年有代表、委员将老百姓的顺口溜带到了全国两会，也把曹新安的难题带给了各级政府。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人们的眼睛盯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称“新农合”）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政府出资为农民建立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过。‘新农合’是破天荒的头一回。”朱庆生委员认为，“新农合”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重大举措，也是党和政府目前解决农村居民就医难题的主要抓手。

    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代表、委员的认同。不少人提到，虽然合作医疗并不是新思路，在中国农村已经三起三落，但是由政府出钱支持、农民自愿参加却是原来没有过的。

    2003年，国家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新农合”采取中央补一点、地方添一点和农民掏一点的做法，来筹措合作医疗基金。此法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推进速度也非常快。短短3年之内，全国过半的县（市、区）开展，4．1亿农民参合，其中受补偿人次达4．7亿。

    不过，“新农合”仍然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大多数农民每年人均只有50元看病用，筹资水平还较低，农民的受益程度还有限。

    有调查显示，在部分地区“新农合”参加比例相当低，有的甚至不到三成。有村民说，合作医疗不划算，“像我们平常也不会生病，交的话自己又享受不到，不能受益，所以就不愿交。”另外，他还担心，农民交上去的这笔钱会被挪用或落入贪官腰包。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参加者最关注的是报销程序。在“新农合”试点的前两年，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让参加者在医疗服务机构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新农合”管理机构寻求报销。这一报销体制广受诟病。

    批评者的理由有三：首先，农村中相对贫穷的参加者可能因为无力交付全额医疗费用而放弃就诊，由此，有限的“新农合”报销者多为农村中的富裕人群。第二，如果报销地点在县城，那么对于偏远地区的参加者来说，舟车劳顿之苦不说，其费用也是额外的开支。第三，由于参加者是以单个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医疗服务点，没有能力制约医疗服务机构诱导过度消费的行为，无法制约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最后会给“新农合”形成支付压力。

    涂安祥代表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桥乡水车坝村党支部书记。他所在的县正在推广“新农合”，他希望政府切实管理好这份治病钱，切实解决农民大病重病的医疗统筹，还建议人大能够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