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当记者的经历,当新闻发言人起初,颇有几分自信,可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是个“救火队长”,奔走于政府、公众、媒体之间,随时准备“灭火”——
人们对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有多种说法。依我看,两者都服务于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讲,倒像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妯娌,听命同一公婆,却由于身份和立场的不同,难免发生矛盾冲突。
新闻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言人”,宣示政府政策、表明政府立场、阐述政府主张,难免有一定的倾向性。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工具,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公民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掌握有话语权,它能够通过对信息的选择,而影响舆论。对同一事件的报道,采取的方式、选择的素材不同,结果就会截然相反。很多时候,媒体关注的“新闻点”,未必就是发言人想要向公众传达的内容。比如,去年11月,北京市建委召开本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情况通报会”,向政风行风监督员及社会公众公布系统内政风行风建设的有关情况。结果,却有媒体炮制出“经济适用房政策变脸”的新闻来,让人哭笑不得。
新闻讲究时效性,但政策的出台需要过程,讲究公开的“时机”。许多记者埋怨政府部门的会议不让他们参加,其中有政府部门被“炒”怕了的原因。本来,在会议上讨论研究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可有记者参加了,正在研究的问题,一转眼就能成为既定的政策见诸报端,并且煞有介事、指名道姓说是你说的,让人百口莫辩。吸取教训,只有“防火、防盗、防记者”。
做记者出身,我深知专业化的新闻队伍培养起来相当不容易,“跑口”记者专攻某个领域,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积累。而有些新记者,可能连“口内”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就想当然地写稿子,这也让人很头疼。今年年初,某媒体的记者撰稿说,北京尚有80万的农民工未领到工资。其实内行人一看便知是笑话,北京建筑市场上总共只有100多万的农民工,如果那么多人拿不到工资,这个市场还能运转吗?后来知道了,记者误以为劳务费便是农民工工资,做了个简单的加减法。
“脚板底下出新闻”,应该算是新闻行当的“祖训”之一。可如今有些记者早将其抛之脑后,有时连现场都不去,没头没脑地打个电话来,问些外行话,你不答,他就批评你蛮横无礼,你只能敢怒不敢言。
现在传媒市场非常繁荣,竞争激烈,由此带来浮躁。把小事炒成大事,把谎言炒成真理,把问题炒成难题屡见不鲜。最可笑的是,有些媒体专把眼睛盯在政府部门身上,明知是在故意“造”你政府,可就是锲而不舍,希望你政府部门站出来和他辩论,好制造卖点,自我炒作。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政府与媒体之间关系不良甚至“交恶”,原因多半在此。
我曾接到一个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一个尚在讨论中的政策,我告诉她,政策一旦酝酿成熟,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她。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说: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听到我的名字都害怕。我愤怒了,跟她说:你很无知,至少在如何认识舆论监督问题上是无知的。
舆论监督是公众了解、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重要方式。舆论监督不能没有,如果没有舆论监督,社会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这一点政府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总在监督中出现矛盾呢?问题出在媒体舆论监督的质量和政府工作人员对舆论监督的承受力上。
记者曾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新闻媒体也曾一度被放在“社会良知”的高位。可事实证明,这多半只是一种理想,一种期待,甚至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因为许多时候,有的媒体、记者,连最基本的披露真相、客观报道都做不到。为什么对舆论监督的看法判若云泥?为什么新闻媒体对官员的褒贬表态如此在意?这恰恰暴露了媒体的尴尬和无奈的现实。
舆论监督一定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全局,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新闻记者不要“猎奇”,不要“出奇”,而是要真正站在公众的利益上,否则就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使命感,只能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哗众取宠。
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有时可以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作用。西方国家的传媒业,都建立了相关的机制,对记者信息来源的真实性进行审核,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周刊周报,普遍实行严格的“事实核查”制度。即无论什么稿件,什么人所写,都由专门的事实核查员进行核查,让采访对象确认记者采写的内容。舆论监督要有权威性,权威来自准确和公正。
作为政府部门,出错大多不是本意,出事在所难免,有时是好心办了坏事。有了问题,有人主动帮助你来分析研究问题,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想隐瞒什么,比不做错什么更难。没有多少人愿意“揭自己的伤疤给别人看”,不管被批评对象愿意与否,批评报道要能让被批评对象心悦诚服,无可挑剔,这就要看媒体从业人员的功夫了。被媒体批评可能会比较难受,但现代政府进步到今天,已经有了承受舆论监督的能力。即便某些批评报道略有瑕疵,有所偏激,对政府而言,与其揪住不放,不如把它当作发现、解决问题的契机。
无论如何,政府和媒体都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政府拥有信息源,且权威、全面、准确,因此媒体有时必须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公众在看报时不仅是在看新闻,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表达。媒体在形成传递信息平台的同时,也是意见反馈的平台。政府除了信访接待外,还需要依靠这个平台了解、掌握更多的信息。而双方的“失和”会将这种优势互补极端弱化,导致政府决策的不及时、不准确,最终让公众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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