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之年，从精英到普通劳动者，前所未有的心理落差，考验着大学生，也考验着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的能力。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高校扩招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不少代表对此提出尖锐批评，黄泰康代表直言：“就业难，不是扩招惹的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代表也否定这种说法：“如果这批学生不上大学，4年前他们就面临就业问题了。”

    “大学生就业难属于结构性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这已成为关注大学生就业的代表委员的共识。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代表在2004年两会上建言，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在于发展各类需求智力劳动的产业。

    “统计就业率的初衷是让政府调整政策，让民众调整预期，而现在大学就业率水分较大，不能真实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去年两会小组讨论中范谊代表批评高校，应通过提高教学质量去提高自己的社会信誉，而不是通过作弊手段提高自己的就业率。

    2007年两会小组讨论中，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蔡克勤委员建议：由政府出资，提供前期培训费用，建立培训基金。委托专业机构或大中专院校与企事业单位配合，分专业对学生进行岗前适应性培训，以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委员们发言从最初谈扩招，要求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到今年委员们谈论最多的是国家对就业、创业等具体环节应该出台更多配套措施。”3月14日，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枫委员说，4年来，委员们有关大学生就业的提案内容层层深入，从反映就业难现状到对学校、企业、社会提出具体建议，从反思政策到探寻解决之路。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